梅雨季的最后一场雨在凌晨停了。回春堂的青瓦上还挂着水珠，顺着檐角滴进青石板的凹坑里，“叮咚”声像极了心跳。贺总坐在密室的红木椅上，手里攥着那本泛黄的日记本，指节因用力而泛白。
日记本的封皮是深褐色牛皮纸，边角卷翘，扉页上用钢笔写着“振宇手札 1965”。贺总的指尖轻轻抚过字迹，墨色已晕成浅灰，却仍能辨出当年的锋芒。这是父亲留给他的最后一件遗物——三年前母亲去世时，他在旧宅阁楼的樟木箱底找到的。
“1965年春，与阿宁初遇于上海医学院。她穿月白旗袍，发间别着栀子花，说‘贺医生，我要学西医，像你一样救人’。”
贺总的喉结动了动。他从未听父亲提起过这段往事。记忆里的父亲总是严肃的，坐在藤椅上翻医书，连母亲的名字都很少提及。此刻日记里的字迹鲜活得像电影镜头：年轻的贺振宇穿着白大褂，站在实验室里，玻璃器皿折射的光映在他镜片上；转角处，穿月白旗袍的女孩抱着一摞《西医学概论》，发梢沾着雨珠，正踮脚够书架顶层的《病理学》。
“阿宁的手很巧。”贺总的目光停在某一页，“她能在显微镜下看清细胞的纹路，却总把注射器的针头扎偏。我总笑她‘女孩子的手该拿绣花针’，她就追着我打，药棉球沾了我一衬衫。”
苏瑶轻轻握住他的手。她的手指温凉，像片落在宣纸上的雪。“你父亲写了很多……关于阿姨的事。”她的声音很轻，怕惊碎了这脆弱的回忆。
贺总翻到1967年夏的一页，字迹突然潦草起来：“阿宁怀孕了。她说不想要孩子，说‘我们还没准备好’。我求她，说‘给我个机会，让我当爸爸’。她哭了，说‘振宇，你不懂，有些事比当爸爸重要’。”
“什么事？”沈煜凑过来问。他站在密室门口，西装搭在臂弯，目光沉静如深潭。
贺总的指尖停在1968年秋的日记：“阿宁走了。她留了封信，说‘我要去新疆支边，那里的孩子更需要医生’。我追到火车站，只看见她坐的绿皮火车消失在雾里。信里夹着半枚银杏叶，是我们在医学院后巷捡的——那天她说‘等我们老了，就回来看这些树’。”
苏瑶的眼眶红了。她想起上周在医院，贺总摩挲着左腰的疤痕说：“我妈走的时候，我在火车站哭到喘不上气。后来我爸说，她是为了救一个难产的产妇，被塌方的土坯埋了……”原来，母亲不是单纯的“牺牲”，而是带着未说出口的爱与遗憾离开的。
“1972年冬，我在云南边境的战地医院见到阿宁。”贺总的声音突然发颤，“她穿着褪色的军大衣，怀里抱着个小婴儿。她说‘这是你儿子，振宇’。我不敢认，她的眼睛肿得像两颗红樱桃，说‘当年我是被迫离开的，有人威胁说……’”
日记到这里戛然而止。最后一页的字迹被泪水晕开，只模糊看见几个字：“阿宁，我对不起你。”
“所以……”苏瑶抽了张纸巾，轻轻擦掉贺总眼角的泪，“你母亲当年离开，是因为被人威胁？”
贺总点头，将日记本按在胸口。他的心跳声透过纸张传来，快得像擂鼓。“我一直以为她是嫌弃我们家，嫌弃我爸只是个穷医生……”他的声音哽咽，“原来她是被逼的。那个‘有人’，会不会是林峰？”
“林峰？”沈煜皱眉，“你父亲日记里提过这个名字吗？”
贺总翻到1966年春的一页，指着其中一行：“阿宁的初恋男友林峰，从北京来上海找她。他穿藏青中山装，戴金丝眼镜，说‘阿宁，跟我回北京，我有更好的工作’。”
“后来呢？”苏瑶追问。
“后来……”贺总的目光暗了暗，“后来阿宁就没再提过他。我爸说，她是‘心野了’，想‘去更大的地方’。现在想来……”他攥紧日记本，“林峰可能一直没放弃她，甚至用她威胁我爸，逼她离开。”
三人沉默了片刻。窗外的雨过天晴，阳光透过雕花窗棂洒进来，在青砖地上投下斑驳的影。张老中医端着茶盏进来，壶嘴飘着茉莉香：“沈总，苏小姐，贺董，该用午膳了。我让厨房炖了雪梨百合汤，润润肺。”
贺总接过汤碗，指尖触到温热的瓷壁，突然想起母亲信里的话：“振宇，等春天来了，我们去看苏州的樱花。”可他从未带母亲去看过樱花——母亲走的时候，苏州的樱花才刚打骨朵。
“幽兰苑的茶馆，明天去吗？”沈煜打破沉默。
贺总抬头，眼里有了光：“去。我想知道，回春术的奥秘到底是什么。”
幽兰苑藏在城南的老巷子里，青瓦白墙，门楣上挂着块褪色的木牌，写着“幽兰茶社”。推开门，檀香混着茶香扑面而来。靠墙的博古架上摆着几盆墨兰，叶片油亮，正抽着新的花箭。
“三位请坐。”穿月白长衫的老者从柜台后走出来，手里端着茶盘，“我是这里的主人，姓兰，叫我兰先生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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