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的南方冬日，空气里浮动着一种奇特的暖意。阳光穿过稀薄的云层，懒洋洋地落在三乡镇起伏的瓦顶上、狭窄的青石板街面上，却像一层隔了油的温水，带不来真正的热力。
昔日喧嚣鼎沸的十字街口，如今显出难言的寥落与冷寂。临街的几家店铺门可罗雀，伙计们抱着手，靠着门框，眼神空洞地望着几乎不见人影的街道。偶尔有一两个行人缩着脖子匆匆走过，在冬日苍白的阳光里投下倏忽即逝的影子。
真正扎眼的是那些戴着鲜红袖章的人——“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的打办。他们或三人一队，或两人一组，如同巡逻的兵卒，迈着缺乏生气却异常执着的步伐，沿着这条街来回逡巡。蓝灰色的卡其布制服裹着他们，红袖章宛如一块灼目的血痂，缀在臂弯。每当他们的目光落在仅有的几处散落的小摊位上，那眼神便如生锈的钝钩，既黏滞又带着挑剔的力度，不由分说地扎过去。
“介绍信！”一个中年打办人员的声音干涩而没有任何情绪，突兀地切割开沉闷的空气。他伸出的手指关节粗大，不容置疑地对着摊子后面那个穿着臃肿棉袄、面色蜡黄的女人。
女人哆嗦了一下，慌乱地在油腻的围裙兜里摸索，好半天才掏出一张叠得四四方方、边缘磨损的纸张，小心展开递过去。打办眯着眼，凑近了纸上那些细密的钢笔字和红印章，指尖在关键处摩挲，仿佛要擦掉可能存在的伪迹。他又弯下腰，拈起女人摊子上几只草编的蚂蚱和小鸟，凑到鼻子前嗅了嗅，又用手指用力刮擦着编织处残留的干草茎。
“哪里来的原料？”
“山…山后面自个儿揪的枯草……”女人声音细若蚊蚋。
打办没再说什么，只是将草编玩意儿随手掷回摊位，拍了拍手上并不存在的灰尘，又看向旁边紧挨着的另一个小摊——一个沉默的老汉摆着一地破旧的洋铁皮水壶、铁锅。
铁锈和水碱的气息刺入鼻孔。打办皱着眉，捡起一个磕瘪了半边、壶底渗痕像地图一样漫开的铁壶：“供销社买的？”
“收…收来的破烂……”老汉嗫嚅着。
“收来的？有凭证？”打办的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硬度，“这壶底子都快透了，你摆在这儿是当水壶卖还是当铁皮卖？”
老汉浑浊的眼睛闪过一丝茫然和深重的疲惫，嘴唇嚅动了几下，终是什么也没说出。
街角，两个骑在二八大杠自行车上的年轻身影将这一幕尽收眼底，在冬日稀薄的阳光里短暂地停驻了一下。车身是那种最普通的黑色，链条随着轻微的踩踏发出规律的金属摩擦声。前头的江奔宇一身藏青色旧棉衣，眉宇间带着同龄人少有的沉静与审视，他微微蹙着眉梢。
“龙哥，”他开口，车轮碾过一道石板缝隙，微微颠簸了一下，“他们查介绍信，那是正章法。可这挨个翻腾人家的东西，连人家锅里多少水碱、篮子剩多少草杆儿都要论斤两，这就有点……”
后车座上叫覃龙的青年，同样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外套，身材比江奔宇魁梧，一双不大的眼睛里却闪着机敏的光。他稳住车把，用力蹬了一脚，紧跟上江奔宇，压低声音回应道：“老大，明里看着是鸡蛋里挑骨头，可里头有章程。”他顿了顿，目光扫过远处还在接受“盘查”的铁锅摊，“他们不是在挑毛病，是在查‘一样’。”
“一样？”江奔宇扭过头，眼神带着询问的锐利。
“嗯！得看你卖的东西，和那百货大楼里摆出来的有没有一样的地方。”覃龙的语气带着一丝洞悉规则的冷峭，“你拿个锅，要是跟国营百货卖的牌子、大小、材料看着都像，他们立马就能堵住你，问你：这货哪来的？有出厂证明没？有供销社调拨单没？敢说自己是做的？人家有正经规格、用料标准！那能是你土炉子里敲出来的吗？”
“那……要是我就瞅着它那样子好看，自己琢磨着打一个差不多的呢？百货大楼里印花的搪瓷脸盆子亮堂，我就想办法烧个形似神似的，也不成？”江奔宇问得更深一步。
覃龙嘴角牵起一个近乎嘲讽的弧度：“糊弄不了人的，老大！就比如咱们手上的那些小玩意儿……”他用下巴向前方点了点，“拿供销社卖的标准的确良布帽子比，那针脚、锁边儿、料子的光滑平整，差一点点都不成。你再瞧咱们那用碎布片子拼的帽子，线头就明晃晃的翘着，接缝处皱皱巴巴，手一摸全是布疙瘩。你再看看供销社柜台里摆着的，线头都在布匹里头藏着呢！”他的声音压得更低，带着一种微妙的安心感，“再有这拼接的五花八门的碎布片——在人家打办眼里，那就是明证：好东西轮不着你，你就只有捡碎布头的命儿！但凡手上有点儿整料子，有谁发疯会去把整匹布裁碎了再拼？那不是‘浪费’又是什么？所以咱们这种买卖，看着被人查，反倒是一种‘安全’。” 他将“安全”两个字咬得别有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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