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冬的正午刚过。
北风凛冽，宛如无数根无形的鞭子，在三乡镇纵横交错的街巷、屋脊、河面之上呼啸抽打。它卷起码头上沉积了一夜的鱼腥气、岸边芦苇晒干后的草屑气息，以及镇上人家烟囱里稀薄飘出的柴烟味道，粗暴地混合在一起，又无情地将它们扯碎、扬撒。
天色是蜡染布般沉静的靛蓝，阳光竭尽全力透下，却似被寒气滤过，金灿灿地洒下，落到人身上却没有半分暖意，只在地上拖出伶仃、瘦长的斜影，随着风声微微晃动。正午已过，阳光的轨迹开始向西偏转，寒气愈发显得侵入肌骨。
坐落于北流河，西江，两河汇聚岔口的三乡镇码头，在刺骨北风中显得有些萧瑟。两岸边、枯水期显露的泥泞河床，被风干的裂纹密布。几艘木驳船懒洋洋地倚靠在水泥和石头垒砌的码头上，缆绳绷得紧紧的，随着水波有气无力地摇晃，船身发出“吱嘎、吱嘎”的呻吟，空洞地应和着风的呼啸。
码头不远处，一溜歪斜搭在河滩上的茅草顶棚——那是渔民们交易鲜货的临时点，此刻大多空着，棚顶的干草被风撕扯着不断翻飞。河水混着灰黄泥沙，表面被风吹皱，翻腾着细碎的、闪烁着刺眼冷光的浪花，永不停歇地向东奔去。
靠近主街的码头街口，两座房子前的院子，那间用竹竿撑起油毡布棚顶的粗陋茶摊，成了这朔风里难得的避风所，却也像随时会被吹散架。看茶摊的福伯，背脊佝偂、皱纹深刻如刀劈斧凿的老头儿，一张脸在炭火多年熏烤下黝黑得如同他摊位角落那把烧得发黑的粗陶茶壶。他裹着一件蓝颜色的新棉袄，袖口却磨损处露出发黄的旧棉絮，此刻正缩在棚子一角，眯着眼，抱着一个用竹篾捆扎的“火笼”暖手，那是一个本地人惯用的取暖工具——一个小篾篮，里面放着烧红的木炭或瓦片，上面覆盖着灰烬保温。
炭炉上架着的粗陶壶，壶嘴正“噗噗”地向外吐着白气，浓郁的姜茶气息顽强地与寒风搏斗着，顽强地弥散开来，成了这萧瑟冬日最温暖的召唤。
江奔宇就坐在这棚子下风最弱的长条木板凳上，双手捧着一碗滚烫的姜茶。他穿的是一身洗得发白、打着整齐补丁的藏蓝色棉干部服——这是那个年代最常见的“保护色”，里头却套着厚实的、手工棉絮填充的内袄，领口一丝不苟地扣紧，抵挡着钻脖子的冷风。他的脸庞线条硬朗，像冬日里暴露的嶙峋山石，眼角虽也带着些许乡村生活刻下的纹路，却丝毫无损他双目中内敛沉凝的光芒。那是经历过大风大浪却又能在平凡日常里深深隐藏的锐气。他没有丝毫瑟缩的姿态，腰杆挺直地坐着，这姿势让那身普通的干部服穿在他身上，也隐隐透出几分不同寻常的精干之气。他缓缓地啜饮了一口茶，温热的姜汁混杂着粗茶特有的、带着一丝焦糊的涩味滑入喉咙，带来短暂而强烈的暖流。他将粗陶碗搁在身前的条案上——那是一块用木架子支起的厚实门板，经年累月的茶水浸润和擦洗，已经让木质呈现出一种温润的、深棕色的光泽。
他的目光看似随意地扫过眼前的景象。空荡的码头上，偶有几个裹得严严实实的身影匆匆经过。那厚实的棉袄（多是自纺的土布）、围脖、雷锋帽，把整个人包裹得像个移动的棉花包，只露出半张因寒风而显得通红、皮肉紧绷的脸。他们步履急促，低着头，肩膀不自觉地微耸，脚步在干硬的冻土上敲击出“噗、噗”的闷响，仿佛身后有看不见的东西在驱赶，或是单纯地想尽快逃离这能把人耳朵、鼻子冻掉的严寒，回到家中那一隅避风的角落。那方向，大多是通向镇子外散落的、被风霜剥蚀得低矮的村庄。
不远处，临街的那家杂货铺子——码头唯一的“百货”，门前挂着褪色的写着“日用杂品”的蓝布幌子，在狂风中绝望地乱舞。铺子的老板，一个体型敦实、面膛微红的中年汉子，穿着厚厚的、油渍发亮的蓝布棉袄，此刻正斜倚在门框上避风。他一只脚踩在门坎上，看似在出神地望着街对面老树上残留的几片干枯叶子，眼角的余光却分明胶着在码头这边茶摊的位置。他看几眼，又立刻把头扭开，装作不经意地看看路面，很快目光又溜了回来，充满了那种市井小人物对一切陌生来客、一切风吹草动所具备的好奇、警觉以及一丝不易察觉的恐惧。仿佛茶摊这边坐着的人，是能搅动这冰冻水面下暗流的源头。
石板铺就的主街道上，出现了两个穿着整齐但同样略显臃肿的灰色干部服的男人。他们戴着的制式栽绒棉帽压得低低的，脖子上系着围巾，慢慢踱着步，边走边低声交谈，目光像探照灯一样审视着街道两旁紧闭的门户、墙上的宣传标语（“农业学大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之类的字迹在风霜侵蚀下斑驳褪色）、以及寥寥的几个行人。他们步子不快，却带着一种公事公办的、不容置疑的意味。这就是上面派下来的工作组了。看到他们，那些缩着脖子赶路的村民，脚步会下意识地加快几分，眼神回避得更远一些，甚至连茶摊的福伯也把身子往棚子更深处缩了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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