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具体说说。”江奔宇停下手里的活，也走到石凳旁坐下。
“镇津北区的李老三，你知道吧？以前是收废品的，见咱们收碎布头赚钱，也跟着干了。”孙涛皱着眉，“他现在去制衣厂收，直接把价格抬到两毛五一斤，比咱们之前的价高了五分。还有邻县的张老同志，租着辆二手的解放牌卡车，直接去县里的制衣厂蹲点，据说一次就能拉走好3-8吨。”他顿了顿，语气更沉了，“之前咱们去镇上的制衣厂拿碎布头，那厂长都客客气气的，昨天我去，他却说‘厂里要研究研究，以后碎布头的分配得按规定来’，我看呐，这就是有人给他递了话，想断咱们的货。”
孙涛说着，又想起去年冬天的场景：制衣厂的碎布头堆在墙角，发霉发臭，招来一群苍蝇，没人愿意要。当时他们去拉，王厂长还高兴得不行，说省了他们处理垃圾的功夫，甚至还主动给他们装了两车。可现在倒好，碎布头成了香饽饽，谁都想来分一杯羹。“以前碎布头白送都没人要，现在倒好，抢着要，价格还一个劲地涨。”孙涛叹了口气，“再这么下去，咱们这生意就没法做了。”
江奔宇听完，脸上没什么波澜。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红双喜”——这烟还是上次钱沐风从羊城寄来的，烟盒上印着金色的图案，在镇上算是稀罕物。他抽出一根，却没点，夹在手指间转了转。“没事，制衣厂那边要是真不卖了，你就给羊城的钱沐风打个电话。”
“钱沐风？”孙涛愣了一下，随即想起了那个岭南的广东男人，“就是去年来咱们镇上送碎布头的那个？说话带着粤语口音的那个？”
“对，就是他。”江奔宇点头，嘴角勾起一抹浅笑，“当年我在羊城知青点插队的集合时候，跟他住一个招待所的屋里。那时候他就偷偷摸摸做点小生意，卖些广州产的电子表、的确良布料，脑子活泛得很。现在政策松点了，他胆子更大了，在羊城认识好几个国营制衣厂的厂长，能拿到大量的碎布头，而且价格比咱们这边还低，一毛钱一斤，量管够。”
他顿了顿，手指敲了敲石桌，补充道：“他那边准备了有辆专门跑运输的解放牌卡车，司机是他远房侄子，姓林，开车稳当，而且路子熟。每次都是凌晨三点从羊城出发，走乡间小路，中午就能到咱们镇上，避开了沿途的检查站。之前咱们试过一次，拉了三吨过来，没出任何岔子——不仅量足，而且碎布头的质量还比镇上制衣厂的好，大块的布角多。”
孙涛一听，眼睛瞬间亮了，可随即又皱起了眉头。他往前凑了凑，声音压得更低了：“说起这个，宇哥，我就好奇，你们从钱沐风那边每天拉一车碎布头，三吨呢，这得多少成本？还有，你们到底有什么渠道，能把这么多碎布头轻轻松松卖出去？我看咱们每天卖出去的碎布头，也就几百斤，剩下的那些……”
江奔宇听到这话，忍不住苦笑着摇了摇头，把手里的烟重新塞回烟盒。“涛子，你算笔账——一车三吨，一吨是两千斤，三吨就是六千斤。钱沐风那边一毛钱一斤，光碎布头的成本就是六百块。然后是运费，从羊城到咱们镇上，四百多公里，油钱得八十块，过路费二十块，还有司机的工钱——林师傅一趟要五十块，这就一百五十块了。”他掰着手指算着，“咱们还雇了村里的二柱和石头帮忙卸车、分拣，一天工钱两块，一个月就是一百二十块。再加上仓库的租金、买麻绳和布袋的钱，杂七杂八加起来，碎布头到咱们手上，成本就到了三毛钱一斤。”
江奔宇顿了顿，拿起搪瓷缸子喝了口水：“咱们卖给各村的小贩，才五毛钱一斤，一斤赚两毛钱，六千斤也才赚一千二百块。除去这些开销，一个月下来，纯利润也就八百多块。你们跟着干的，我给你们按提成算，你每个月能拿到这些分红，这在镇上已经算是高收入了。”
他嘴上这么说，心里却另有盘算——这些话半真半假，成本是真的，但利润却藏了大半。他没告诉孙涛，那些分拣出来的大块碎布头，都被他悄悄运到了一个巨大的山溶洞，随后改造一番就当做一个废弃仓库里。仓库是他租的，一个月十块钱，里面放着三台从废品站淘来的老式缝纫机，雇了村里的王婶、刘嫂和十几个会针线活的妇女。
王婶她们每天早上七点就到仓库，一直干到下午五点，中午管一顿饭，一天工钱一块五。她们把大块的蓝布、白布剪成合适的尺寸，做成结实的布袋、挎包；把碎花布做成手套、袖套、口罩和小孩用的围兜。这些布制品缝上简单的五角星图案，再装到印着“农具配件”的木箱里，由林师傅的卡车拉回羊城。
钱沐风在羊城有个远房亲戚，在香港做小商品贸易，这些布制品通过那个亲戚，卖到南方的乡镇，甚至出口到东南亚。一个布袋能卖一块五，成本才两毛钱；一副手套能卖五毛钱，成本才五分；一个小孩围兜能卖八毛钱，成本才一毛。这些布制品的利润，可比卖碎布头高多了——一个月下来，光布制品就能赚三千多块，是卖碎布头利润的四倍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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