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春的风裹着新翻泥土的气息，掠过双河公社的晒谷场。
临时搭建的主席台还沾着晨露，竹篾支架被刷了层淡青的桐油，横幅“严肃查处扰乱集体副业行为”被山风吹得猎猎作响，边角已有些发白——这是公社文书老陈熬了两夜赶制的，墨迹未干便挂了上去。
集体经济副业办公室主任周永健站在台侧最后调整领扣，藏青中山装的袖口磨出了毛边，裤脚沾着从村部过来时蹭的草屑。他抬头望了眼台下黑压压的人群，最前排坐着各生产队长，再往后是扛着锄头的社员，妇女们抱着孩子，连蹲在石墩上的老人们都伸长了脖子。
“同志们！”他攥了攥拳头，声音像撞钟般荡开，“今天把大伙儿召集来，是要把这阵子闹得人心惶惶的事儿，掰开了揉碎了说个明白！”
台下立刻安静下来。不知谁咳嗽了一声，惊飞了停在横幅上的麻雀。
事情要从几天前说起。
那天周永健在调查清楚后，回到镇上办公室，江奔宇安排的第二手计划就来了，通讯员小吴慌慌张张闯进来：“周主任，蛤蟆湾榨油坊的老乡堵过来了！”
推开门，十多个社员挤在走廊里，为首的江奔宇额角冒汗，手里攥着半袋花生：“周主任，您可得给我们做主！有人说上面要关咱油坊，可咱刚买了新榨油机，正打算带着大伙儿多榨点油……”
江奔宇现在代表的是古乡村副业生产队队长，别看年纪轻轻，说话时眼睛亮得像淬了星子。他身后跟着个穿蓝布衫的妇女，是榨油坊里的油坊师傅周婶，手背上有常年榨油留下的烫伤疤，此刻正抹眼泪：“我家那口子走得早，就指着这油坊副业的工资供俩娃读书，要是关了……”
周永健翻开登记本，蛤蟆湾榨油坊是半个月前申办的，属于生产队办副业，用队里的闲置土地改的，买了台二手螺旋榨油机，原料主要是社员种的油菜、花生。按政策，集体副业只要不影响集体生产，符合“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原则，就该支持。可最近半一个星期，陆续有社员来反映：“听说上面要搞统一管理，不让私自榨油了。”“国营榨油厂的张干事说要收编咱的油坊，不然就卡原料，联合其他公社禁止拉来我们的榨油坊榨油。”
“有没有具体的人传这话？”周永健问。
人群里缩出个穿旧军大衣的后生，是三合队的社员：“我在镇上赶集听说的，说是县里派了工作组，要把各队的小油坊都关了，归国营厂管……”
没两天，更离谱的谣言传开了：“蛤蟆湾油坊是资本主义尾巴，周主任要带着人去砸机器！”甚至有匿名信塞进公社门房，信纸上的字歪歪扭扭：“江奔宇私设油坊，破坏统购统销，必须严查！”
周永健把匿名信拍在桌上：“查！但不是坐在办公室查，得去蛤蟆湾，去油坊，去社员家里查！”
第二天天没亮，周永健就带着副业部的干事小王，往蛤蟆湾赶。
走山路坑坑洼洼，两人走了二十里，到油坊时正赶上榨油。蒸汽混着菜油香扑面而来，七八个社员穿着靛蓝围裙，有的往料斗里添花生，有的推着木楔子。“嗨哟——”随着号子声，榨油机发出闷响，金黄的油流进陶瓮，在晨光里泛着琥珀色的光。
江奔宇正蹲在机器旁调试齿轮，见周永健来了，赶紧擦手：“周主任，您咋来了？”
“先带我转转。”周永健钻进仓库，墙上挂着账本，记录着每月原料消耗、人工工分、油坊收入。又看了晾晒场，成袋的花生码得整整齐齐，都是社员交售的余粮。“原料够不够？”“工分怎么算？”“油卖了多少钱？”他边看边问。
周婶抹着围裙笑：“上个星期榨了三千斤花生，出了八百斤油。队里留两百斤给社员换盐巴、火柴，剩下的卖给供销社，挣的钱给队里买了化肥，给娃娃们添了课桌椅。”
下午，周永健去了几个社员家。王大娘家在村头，儿子在县里当工人，她攥着周永健的手掉眼泪：“我家那五亩花生，以前卖给国营厂，每斤才八分。油坊收九分，还不要排队。要是油坊关了，我这花生咋办？”
李大爷抽着旱烟：“国营厂压级压价咱受够了！前年我家榨油，明明是二等花，偏说三等，每斤少给两分。蛤蟆湾油坊这边实诚，过秤时还要多搭半两。”
第三天，周永健直接去了镇上国营榨油厂。干事张亮三十来岁，戴着眼镜，见他进来，皮笑肉不笑：“周主任大驾光临，是要查我们‘阻挠运输’？”
“听说有人以‘统一管理’为名，不让各队运原料？”周永健直入主题。
张亮翻出本子：“各队原料质量参差不齐，统一收购才能保证油品标准。再说了，集体副业得服从国家计划……”
“国家计划是为了让社员增收，不是让少数人卡油水。”周永健从包里掏出一沓收据，“这是蛤蟆湾油坊给社员的收购单，每斤比你们高一分；这是周婶的账本，三个月给队里赚了五百块。你们呢？去年收购了多少原料？利润多少？分给社员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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