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骨的寒风从东京湾方向吹来，带着浓重的海腥味、鱼血味和湿冷盐粒。白日里震耳欲聋的竞价叫卖声、鱼贩的吆喝、搬运工的号子早已停歇，市场一片狼藉。地上是踩得稀烂的冰碴、鱼鳞、血迹和污水，在暮色中闪着微光。零星的工人正用冰冷的水冲洗着石板地，水汽在寒风中瞬间变成白雾。满载空筐的板车（大八车）吱呀作响地被拉走。
一直静候在王月生吃饭的料亭门外的两个身影快步走到王月生身后，其中一人很灵活地从王月生手中接过行李箱。王月生看向二人，伸手在他们肩上各自拍了几下，道“杨杰、杨彪，这一晃五六年没见了。看你俩比那时壮了不少，日本的海味这么养人吗？”。
其中叫杨杰的哥哥道，“日本人自己都吃不胖，我们也别指望他们的东西了。要不是上海的兄弟们经常把生哥发的补给给我们运来，怎么可能这个样子”。说话间，旁边一直等候的一辆人力车上来接上王月生，杨彪将行李箱放在车上，二人跟随着车朝银座方向奔去。速度不快，王月生与二人边走边聊。
暮色正像泼了墨的宣纸，缓缓浸透东京的天空。风里裹着海的咸腥、烤红薯的甜香，还有煤炉里飘出的焦炭味——这是东京冬夜特有的气味。
筑地市场的摊位还未完全收尽。卖海苔的老妇正用草绳捆最后一捆“浅草海苔”，竹筐里的海苔还沾着晨露；卖牡蛎的汉子蹲在木桶前，用铁刷刷去壳上的泥沙，嘴里喊着：“丹后牡蛎！三贯一百文！”几个穿粗布短褂的搬运工扛着木箱跑过，箱缝里漏出几尾银鱼，在暮色里闪着冷光。
王月生道，“我这次来过以后，咱们这边兄弟们的伙食问题就解决了”。杨氏兄弟都笑了起来，杨杰说，“我们都听他们说了，那帮家伙在欧洲，守着牛肉不想吃，就指着生哥给他们准备的大鱼大肉呢”。
“不过听说意大利的兄弟们自己种菜养猪养鱼，过得快活异常啊”，杨彪道。
王月生笑道，“他们估计过段时间就没空种菜养猪了，大部分人得去学手艺咯”。
少数面向本地居民和餐馆的小摊还点着油灯或煤气灯，在寒风中摇曳。灯光下，摊主缩着脖子，守着最后几尾鱼或贝类，向路过的行人低声兜售。空气中弥漫着炭火烤鱼或关东煮（おでん）的微弱香气，这是市场边缘小摊贩为苦力们提供的廉价暖食。
穿着粗布棉袄、裹着头巾的鱼贩、搬运工（冲仲仕） 成群结队地离开市场，他们大多赤脚穿着草鞋（わらじ）或简陋的木屐（下駄），踩着冰冷的地面，步履疲惫。一些人钻进市场外围简陋的长屋（集体宿舍） 或小酒馆（安酒场），寻求片刻的温暖和廉价的烧酒（焼酎）。
离开市场核心区，进入更为密集的居住区。狭窄的巷道两侧是连绵的低矮木结构长屋。纸糊的格子窗（障子）透出昏黄的油灯光晕，隐约可见屋内晃动的人影。烟囱里冒出袅袅的柴火炊烟，带着松木燃烧的独特气味，这是普通人家在做晚饭。
路过一个街角的小神社（祠），石灯笼里点着微弱的烛火，在寒风中忽明忽暗。钱汤（公共澡堂） 的烟囱冒着滚滚白烟，门口挂着暖帘，透出明亮的灯光和水汽，成为寒冷街道上最温暖明亮的所在，里面传出隐约的泼水声和谈笑声。
王月生见了问道，“你们去过这边的风吕没有？”兄弟二人神情诡异地摇头。王月生就明白怎么回事了，哈哈笑了。这年头，日本女人大量被政府送到南洋和中国去进行有组织地卖春，也有很多中国人在日本找了妻子或者情人。实际上，从甲午战争一直到二战，日本都处于一个很诡异的国富民穷的状态，哪怕是几十年后，日军侵华期间，很多来华日军士兵都是来中国后才能改善伙食的。
几辆人力车超越了王月生的车。穿着号衣（半缠）、蹬着草鞋的车夫在寒风中奋力奔跑，口鼻呼出长长的白气。车厢里坐着穿和服或西式外套的客人，裹着毯子。车轮碾过石板或土路，发出特有的“咯噔”声。偶尔有西洋式的双轮或四轮马车驶过，蹄铁敲击路面发出清脆的“哒哒”声，显得更为气派。车上坐着的可能是外国人或者华族、官员。
普通市民行色匆匆，男人多穿深色和服或西式外套、戴帽子；女人穿着棉质和服（小纹），裹着头巾或披肩，怀里抱着孩子或提着包裹。大家都缩着脖子抵御寒风。
王月生路过“大和寿司”时，店门口的暖帘被风掀起一角，露出里面矮脚木桌。三个戴圆框眼镜的学生正捧着“海老丼”（虾盖饭）吃，醋饭上铺着橙红的虾仁，油亮的酱汁在暮色里泛着光。其中一个学生抬头看见他，笑着用东京腔喊：“先生，来一碗不？热乎着嘞！”王月生摆摆手，杨杰凑过去小声说：“生哥，这是学生哥常去的店，便宜又地道”。
王月生道，“现在东京有多少中国留学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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