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最普遍、也最敏感的骚动，则来自工分分配。城寨内部一切劳动价值都用“工分”衡量，工分直接决定分到的粮食、生活物资和未来的保障。原本寨里实行“大锅饭”工分制：按日计工，男壮劳力12工分/日，妇女10工分/日，孩童5工分/日，老弱3工分/日。人力车工坊的工分标准，尤其是核心环节如车架设计、关键部件制作、伞面精细缝纫等，因其技术含量高、对产品品质影响大，被计得远高于寨内其他工作（如清洁、巡逻、简单搬运等）。
巨大的工分差距，迅速点燃了不满。人力车投产三个月，车缝组的阿珍带着七个姐妹，每人每月能挣350工分（因赶工额外加50分）；铁匠铺的阿强师徒四人，月均400工分；连木匠铺的陈阿福，都因赶制车厢拿了380工分。反观洗衣组、卖菜组，月均才200工分。
“凭啥她们车缝组能多挣？”卖鱼的海叔拍着案板，“我天不亮就去码头蹲货，一担鱼扛下来汗湿半截衫，才挣12工分！她们坐着缝机器，凭啥多拿？”
“就是！”洗衣妇阿芳扯着嗓子，“我家阿强（丈夫）在铁匠铺当学徒，每天干十小时，才拿8工分——铁匠阿强自己一个月倒拿400工分！这工分算得公平吗？”
“凭什么他们敲敲打打就能拿那么高工分？我们看门护院、清扫街道就不是为寨子出力了？”负责夜间巡逻的阿炳愤愤不平，“都是一个寨子的兄弟，差别也太大了！我看，就该让工坊多招人，轮班进去干，让大伙儿都有机会挣这份‘高工分’！”
“是啊是啊！技术活是重要，可也不能光紧着那几个人啊！大家都要吃饭的！”一些从事辅助性工作的人纷纷响应，他们觉得工坊的成功是集体的功劳，理应让更多人“雨露均沾”，哪怕只是进去做点简单的、计分稍低的工作也好。这种“平均主义”的诉求，背后是对现实利益差距的焦虑。
“高工分”像一块磁石，吸引着羡慕的目光，也招致了嫉妒的非议。工坊内部的人压力倍增，既要保证产量质量，又要承受寨内其他成员或明或暗的审视；工坊外的人则感到被排除在核心利益之外，心态失衡。
这三种骚动——对生活空间被挤压的愤怒、对“分家单干”的试探、对工分分配不均的抱怨——像三条不安分的暗流，在城寨内部涌动、交汇。它们指向一个核心问题：在巨大的成功和随之而来的压力面前，城寨这种高度集中、自给自足的生产模式，是否还能持续？利益该如何分配？未来该走向何方？
议事堂里挤满了人，空气凝重得仿佛能拧出水来。二十五位代表，依照轮值抽签的结果落座，构成了一幅城寨的微缩图景：五位白发苍苍的老者，最年长的赵伯七十有二，眼神浑浊却透着岁月沉淀的固执；五位半大不小的少年少女，最小的阿秀才十三，脸上带着稚气未脱的紧张和好奇；五位壮年女性，洗衣组的阿芳、织网组的秀莲都在，神情坚毅，眉宇间刻着生活的重担；十位壮年男子，如铁匠阿强、木匠陈阿福、人力车夫张叔等，或精悍、或沉稳、或带着几分焦躁。
陈掌柜和刘老师坐在上首，面前摊开着厚厚的工分记录簿和议事日程。陈掌柜清了清嗓子，声音不高却清晰地传遍全场：“诸位街坊代表，今日首议，关乎我九龙寨城立身之本。第一个议题：九龙寨城，究竟该是一座安身立命的居住地？还是全力运转的生产地？又或，二者兼而有之？如何兼得？请诸位代表，畅所欲言，为城寨未来计！”
话音未落，坐在壮男代表席首位的阿昌（夫妻都是刺绣高手，带领寨子的绣队从洋行买办处接活回寨里做，工分收入较高，家中无人直接参与工坊核心生产）立刻站了起来，声音洪亮，带着不容置疑的急切：
“这还用议？当然是住人的地方！看看现在寨子里成什么样子了？染缸臭气熏天，铁锤震得人脑仁疼，木屑飞得灶台上都是！娃娃睡不好，老人喘不顺！‘飞燕’是挣了大钱，可这大钱是要用大家的命换来的吗？要我说，趁着现在势头好，把整个工坊都搬出去！找个宽敞地方，独立门户，该招人招人，该分钱分钱！我们大家伙儿也能落个清净！”
他话音一落，几位同样家境较好、家中劳力多在寨内从事接外面手工活的壮男代表纷纷点头附和：“阿昌说得对！寨子就这么大，总不能为了一个工坊，把所有人的活路都堵死！”、“独立出去，工坊能发展，我们也能过回人过的日子！”
“放屁！”一声尖利的反驳来自壮女代表席。阿梅嫂抱着襁褓中哭累睡着的孩子，眼圈发黑，声音却异常高亢：“搬出去？独立核算？说得好听！工分大头都归了外面干活的和管事的，我们这些寨子里做杂务、看娃娃的怎么办？工分一下子少一大截，喝西北风去？要我说，不但不能搬，还得扩！把寨子里能用的地方都用上！把能喘气的都拉进来干活！不就是吵点脏点吗？忍忍就过去了！工分挣到手才是实在的！把整个城寨变成一个大工坊有什么不好？家？有工分才有家！没工分，再清净的家也是个空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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