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他去河南是我举荐的，只要他不杀官造反，干什么我自然都支持！”王文佐笑道。
“大将军说笑了！”张文瓘闻言苦笑道：“一口气封了二十七处寺院，还杀了四十多个僧人，强自还俗的僧众有数千人！我估计用不了几天，长安和洛阳的大丛林也会有动作了，这可不是小事呀！别忘了，就算是本朝皇室外戚的菩提寺也是在两京的！”
“这倒是，我却没想到！”王文佐笑道：“可惜天子现在无法视事，管事的是咱们三个，我是不怕这些沙门的，就看张相你和韩王你俩站不站的稳了！”
“大将军！”张文瓘叹道：“这件事可开不得玩笑，人皆有死，纵然万乘至尊，权倾天下，那也只是生前，带不到死后去的。阿鼻地狱之前，贵贱相同，人哪有不怕的？”
张文瓘虽然没有直言，但他的态度已经很显然了。在很多现代人眼里，佛教和道教差不多，都是一种人畜无害的形象，但那是经历了中国从古代到近代多次世俗政权对其打击后的结果，唐代，尤其是唐中前期的佛教可不是今天这幅模样。
唐高宗永徽年间流传一本书叫《冥报记》，书中有记载这么一段故事：隋开皇八年，长安有一个叫杜祈的人死去三日之后又复苏，说自己死后见到阎王。阎王问杜祈你父亲是什么官？杜祈回答说我父曾经在前朝当司命上士。阎王说那找错人了，要尽快放你回阳间。阎王又问你见过前朝周武帝吗？杜祈说我认得。阎王就让他去见周武帝。于是杜祈被带到一个很小的铁屋子里，铁屋子里关着一个人，又黑又瘦，身上还戴着铁枷锁。杜祈认出是周武帝，哭道：“陛下您怎么落到这种下场？”
周武帝回答说：“我信卫元嵩言，毁佛灭教，所以才受此报应！”
杜祈问：“那为啥不把卫元嵩找来一同受罪呢？”
周武帝回答：“我也是这么说的，但是三界都找遍了，还是找不到这个人，如果他早上被抓来，我晚上就可以脱罪了！你回去后把我的情况告诉大隋天子，他与我有旧交情，国库中的粮食布帛也都是我当初累积的，你请他替我做一番大功德救我，如果不救我，我就解脱无期了！”杜祈活过来后，把这件事情禀告隋文帝，隋文帝便让天下每人出一钱，用于修建佛寺，让周武帝得以解脱。
以一个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这个故事荒谬的有些可笑。因为历史上隋文帝杨坚不但篡夺了周朝宇文家的天下，还把宇文家杀了个干干净净，要是隋文帝得知周武帝在地狱里的遭遇，只会想办法让周武帝永世不得超生，而绝不会花钱让其得以解脱。
但是考虑到唐初是一个文盲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社会，《冥报记》中的这个故事就颇有威力了。考虑到当时印刷术尚未推广，知识传播的成本极高，即便是知识阶层恐怕也未必很清楚距离当时已经有大半个世纪的高层政治斗争细节。他们在听了这个故事之后，只会感觉到佛教因果报应的威力，即便是至高无上的天子，在触犯了佛法之后，死后也逃不过残酷的报复，像北周武帝如此刚强的天子，在佛法的威力面前，也不得不低下头。
所以就不难理解后来以韩愈为代表的儒家士人所面对的佛教是何等的嚣张了，当时的僧人甚至公然对反对他们的人以阿鼻地狱相威胁，当遭遇水旱灾害，对外战争的失败时，僧人也会拿对佛法不够尊崇作为理由。这场对话语权和解释权的斗争一直持续到宋朝初年，儒家才获得了完全的胜利。这也是以韩愈为代表的古文运动为何在中国古代地位这么高的原因，所谓的古文其实不是复古，而是借古寓今，韩愈等人争的也不是文风，而是政治上的话语权，从某种意义上讲，韩愈是中国古代儒家的马丁路德，有些巧合的是，马丁路德最大的功绩之一就是用德语翻译了《圣经》，他也被誉为德语文学的奠基人。
“既然是这样，那张相和韩王就不必多言了！”王文佐笑道：“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王某人一身，上天鉴临，我绝不怨悔！”
“这，这——”张文瓘也被王文佐这番话给吓住了，半响之后叹道：“大将军你这又是何苦呢？”
“刘培吉触犯佛法是为了国家，我若是因为这个处罚他，又有谁愿意为了国家做事？”王文佐道：“这种事总要有个人来承担的，既然张相和韩王不愿意，那也只有我来承担了！”
张文瓘见状，也只得叹息不已。果然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几天后长安洛阳的各家佛寺纷纷上书朝廷，攻击刘培吉在河南灭佛的事情，由于当时的佛教信徒中妇女占据了很大的比例，一时间长安贵戚百官们的枕头风吹得飞起，饶是他们知道刘培吉去河南是王文佐开的口，上书弹劾刘培吉的人也还是不少。
太极宫，甘露殿。
“大将军这些天为了朝政操劳，着实是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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