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咆哮并非来自天际的雷霆，也非源于巷外汹涌的浑水，而是从脚下每一寸被浸泡的青石板，每一段被冲刷的墙基深处，渗透而出。
这是一种生命在极端环境下所爆发出的坚韧回响，古老而沉默，却比任何语言都更具力量。
沈星河睁开眼，世界依旧是灰蒙蒙的雨幕，但他的心境，却已被那无声的咆哮彻底洗礼。
连雨第三日，巷外的水位终于漫过了最后一级台阶，舔舐着各家紧闭的门槛。
清晨，沈星河推开门，一股夹杂着水腥和泥土气的潮风扑面而来。
他看到的光景，却让他微微一怔。
巷子里没有慌乱，只有一种井然有序的忙碌。
家家户户门口都垒起了简易的防汛工事，材料五花八门，尽显“就地取材”的智慧。
粮店的王老板用废旧的粗麻袋灌满了防潮的砂石，堆得像个坚固的堡垒；街尾的裁缝铺则利用裁剪剩下的厚实布料，飞针走线缝制成一个个长条沙袋，针脚细密，比买来的还结实；就连巷口那群平日里只知道追逐打闹的孩童，此刻也人手一个玩具小桶，一趟趟地从后院高处往低洼的墙角运送干土，小脸被雨水和汗水弄得像只小花猫，眼神却异常专注。
沈星河挽起袖子，本能地想上前搭把手，却被刚端着一锅姜汤走过的王婆拦了下来。
“哎，星河，你别动。”王婆将他推回屋檐下，用围裙擦了擦手，嗓门洪亮地说道：“你这胳膊刚好利索，就老实歇着。咱们巷里现在有新规矩了——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进前线！你啊，就是咱们重点保护的‘重伤员’。”
他还没来得及反驳，王婆便指了指巷子各处，解释起来。
原来，从昨天下午开始，在沈建国和几个老街坊的合计下，南风巷已经自发地划分了责任区。
青壮年负责最累的搬运和加固工作，妇人们则承担起后勤，烧水煮姜茶，准备热饭食。
至于老人和孩子，就在各自家里巡视，发现哪里有渗漏的迹象，便立刻通报。
每个人都按体力、按特长被安排得明明白白。
沈星河站在屋檐下，看着那些熟悉的身影在雨中穿梭，听着他们彼此间夹杂着玩笑和叮嘱的呼喊，第一次真切地感觉到，自己成了那个“被保护的人”。
这种感觉很奇特，没有丝毫被轻视的失落，反而有一种被温厚的大手轻轻按住肩膀的踏实感。
不远处，林夏撑着一把油纸伞，正蹲在赵师傅家的墙角，认真地做着笔记。
她是在为那本搁置已久的《巷志补遗》搜集素材，标题她都想好了，就叫“南风巷民间防汛考”。
她指着墙根一处新堵上的蚁穴，向赵师傅的女儿请教。
小姑娘脆生生地回答：“我妈说，要下大雨，蚂蚁搬家准往高处走。要是墙根的蚁穴突然没了动静，还湿乎乎的，就说明水要从地底下渗进来了。这都是我妈听沈叔叔讲故事时记下的，她说，虫子比我们人更懂地气。”
林夏闻言，心头一动。
她回到自己的小屋，翻开一本积了些灰的旧稿本，果然在其中一页的页边空白处，找到了一行龙飞凤舞的批注，正是沈星河的笔迹：“观察世界，先学会蹲下来。”她怔怔地看着那行字，忽然意识到，那些她曾经努力记录、视若珍宝的“高见”和“哲理”，不知从何时起，已经不再需要她刻意去传播。
它们早已像蒲公英的种子，乘着风，散落在南风巷的各个角落，化作了无数个厨房饭桌间的日常经验，在“我妈说”、“我听谁说”的朴素传递中，悄然生根发芽。
与此同时，沈建国正坐在街道办事处的防汛协调会上。
会议室里气氛严肃，穿着制服的干部们对着一张巨大的地图指指点点。
主持人听闻南风巷应对得当，特意请沈建国介绍一下“群众动员经验”。
老头儿却摆了摆手，从口袋里摸出他那标志性的烟盒，磕出一根烟别在耳朵上，慢悠悠地说：“我们南风巷，不动员，只提醒。”他顿了顿，环视一圈正襟危坐的干部们，“谁家缺个壮劳力了，谁家地势低需要多垒几层沙袋了，谁家工具多能借出来了，大家心里都有数。在巷子里喊一声，不出三分钟，准保有人搭把手，有东西送上门。这不叫动员，这叫过日子。”
一位年轻的干部忍不住提出质疑，认为这种方式缺乏科学的应急预案，随机性太强。
沈建国不急不恼，将空烟盒翻过来，用铅笔头在背面画了一条歪歪扭扭的线。
“你看，”他指着图画，“我们南风巷，就像一个人。巷头地势高，是头；巷尾地势低，是脚。这水来了，肯定是脚先湿。脚湿了，难道还要等脑袋下命令，身子才懂得弯腰去给它擦干，给它垫高吗？肯定是手、腰、背，能使上劲的地方都一块儿上了。我们就是这么个理。”
会议室里一片寂静，干部们面面相觑。
那幅画在烟盒上的、粗糙得近乎可笑的“人体图”，却比墙上那张精密的地图更直观，更具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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