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父亲说:“搞这么麻烦干什么,铁丝拧两圈不就行了?”
现在,父亲比他更像个“专家”。
回到家时,林夏正坐在书桌前拆信。
是一封来自出版社的公函,邀请她将民间响应案例结集出版。
“他们想叫《不教而化》,我觉得太文绉绉了。”林夏把回信递给沈星河看,“我改成了《第一个教会我的人》。你看这个清单。”
那是87位受访者的记录。
在“启蒙者”这一栏里,有23个人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同一个人——“那个总在角落里喝茶的男人”。
没人知道他叫沈星河,也没人知道他是曾经的首富。
在他们的记忆里,那只是一个在暴雨天默默清理下水道井盖,或者在火灾演习时顺手纠正灭火器握法的中年人。
“挺好。”沈星河把信纸折好,放回信封,“名字不重要,事儿对了就行。”
第三天,是个难得的大晴天。
沈星河起了个大早,一个人去了江边公园。
他找了个最偏僻的长椅坐下。
不远处,沈建国正带着小宇蹲在草丛里,教孙子辨认哪种野菜能吃,哪种草药能止血。
一老一小,头挨着头,认真得像是在研究什么国家机密。
林夏骑着自行车从公园小道经过,车筐里放着那本新书的样刊,她骑得很快,风吹起她的发梢,那是种毫无负担的轻快。
更远处的广场上,李振华正领着一群半大孩子在画地上的疏散标识,红漆鲜亮,像一道道流动的血脉。
没有人回头看他。
也没有人寻找他。
这个世界像一台精密运转的机器,每一个齿轮都咬合得严丝合缝。
那个曾经需要时刻盯着仪表盘、生怕哪里出故障的操作员,终于可以下岗了。
沈星河站起身,拍了拍裤脚并不存在的灰尘。
他没有再去打扰任何人,转身沿着江堤慢慢走远。
当晚,小宇跑进爷爷房间,手里举着一张字条。
“爷爷,这是在爸爸那个旧茶杯底下发现的。”
沈建国戴上老花镜,字条上的字迹很潦草,像是随手撕下来的日历纸背面写的:
“我不是消失了,是终于可以不被需要了。”
而在书房的工具箱最上层,那把刻着“左钳右锯”四个小字的旧钳子,正静静地躺在那里。
手柄被磨得温润如玉,像是刚被人握过一样,带着体温。
钳子旁边,就是那本只写了一句话的空白手册,封皮在台灯下泛着微光,像是在等待着谁的手伸过来,翻开那沉甸甸的第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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