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周的手指在触屏上悬了三秒，最终还是没按下去。故宫太和殿的三维模型在4K屏上泛着冷光，斗拱的榫卯结构被拆解成无数个蓝色数据点，连屋脊上那只鸱吻的裂痕都清晰得能数出纹路——这是他带领团队熬了三个月的成果，却在提交终稿前卡住了。
“周老师，再不上传，明天的全球数字遗产峰会就赶不上了。”实习生小林捧着笔记本跑进来，屏幕上弹出的邮件提醒跳个不停，“大英博物馆那边还在催我们的合作授权，说要把敦煌壁画的扫描件放进他们的线上展厅。”
老周没回头，目光仍粘在屏幕上那片虚拟的琉璃瓦上。三个月前在敦煌莫高窟，他亲眼看见修复师老李用竹刀一点点剔除壁画上的沙尘，指尖的老茧蹭过唐代的飞天衣袂时，连呼吸都放轻了。“当时老李怎么说的？”他突然开口。
小林愣了愣，翻出手机里的录音：“李师傅说，‘这些画是活的，你今天给它打光太亮，明天它就可能褪色。’”
老周叹了口气，点开文件夹里的扫描记录。最开始为了追求清晰度，团队用了0.01毫米精度的激光扫描仪，结果扫描完第285窟的供养人画像后，修复团队发现画像边缘的矿物颜料出现了细微的剥落——高强度的激光虽没直接损伤壁画，却加速了颜料层的老化。
“数字采集不能只讲技术参数。”老周把鼠标移到“伦理评估表”的栏目标题上，那是他昨晚熬夜加的新模块，“第一原则，不能以数字化的名义伤害遗产本身。”
正说着，办公室的门被推开，文物局的张科长拿着一份文件走进来，脸色不太好看：“你们提交的《数字遗产共享协议》里，怎么没写数据使用的追溯条款？昨天有家科技公司联系我们，说想把你们扫描的三星堆青铜神树模型，改造成手游里的武器皮肤。”
老周的眉头瞬间皱紧。他想起上个月去三星堆遗址时，考古队的王队长指着刚出土的黄金面具，说：“这面具的纹路里藏着古蜀人的宇宙观，不是用来当游戏道具的。”当时他还拍着胸脯保证，数字数据会严格管控，可现在看来，光靠口头承诺根本不够。
“得加个‘用途限定’原则。”老周拿起笔在纸上写，“所有数字化成果，必须标注原始用途，修改和二次创作要经过文物所属单位的审核。”他顿了顿，又补充道，“还要有追溯系统，谁用了数据、用在什么地方，都得留痕。”
小林突然插话：“周老师，昨天有个国外的研究团队联系我，说想拿我们的敦煌壁画数据做AI复原研究，但要求我们提供未公开的线稿。你说给不给？”
这个问题让老周想起去年的一件事。当时他把云冈石窟的部分数据共享给国外高校，结果对方在论文里，把中国工匠的雕刻技艺说成是“受希腊艺术影响”，气得他差点断绝合作。“数据共享不能没底线。”他敲了敲桌子，“第三原则，文化主权不能让。所有数字化成果，必须明确归属地和文化背景，不能让别人篡改历史。”
正讨论着，修复师老李突然打来电话，声音里带着急：“老周，你们上次扫描的那幅《韩熙载夜宴图》，我在网上看到有人把它做成了动态表情包，韩熙载的脸被P成了网红脸，这也太不像话了！”
老周的心沉了下去。他赶紧打开网页，果然看到那张被篡改的古画——原本典雅的仕女变成了穿超短裙的卡通形象，韩熙载手里的酒杯换成了奶茶。“这不仅是不尊重，更是对文化遗产的亵渎。”他咬着牙说，“得加第四条原则，保护文化尊严，禁止低俗化、娱乐化篡改。”
张科长也叹了口气：“现在技术发展太快，很多伦理问题我们以前想都没想过。比如上次有人用AI把秦始皇陵的兵马俑‘复活’，让它们跳街舞，虽然点击率高，但骂声也不少。”
老周点点头，打开电脑里的一份报告。那是他前几天做的调研，发现目前国内的数字遗产保护，只有技术标准，没有伦理规范。有些团队为了追求流量，把文物数据随意授权给商业公司；有些人为了省事，扫描时不做保护措施，导致文物受损；还有些地方，为了吸引游客，把古建筑的数字模型做得面目全非。
“伦理原则不能只停在纸面上，得有落地的办法。”老周说，“比如建立伦理审查委员会，所有数字化项目开工前，先过伦理关；再比如设立举报机制，发现违规使用数据的，马上叫停。”
小林突然问：“那如果遇到紧急情况呢？比如去年河南暴雨，很多文物被淹，当时为了抢救数据，我们没来得及做伦理评估就扫描了，这种情况怎么办？”
老周想了想，说：“可以设个‘紧急豁免’条款，但事后必须补做伦理审查，而且紧急情况下的操作，也要以不伤害文物为前提。”他顿了顿，又补充道，“伦理不是束缚，是底线。不能因为追求效率，就丢了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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