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手机震了一下，是周明远教授发来的消息，附了一份压缩文件：“林主任，这是我们跨学科调研的初步结果，有些数据比较敏感，建议加密查看。”
二、老旧小区里的民生温度
城西的“晨光小区”是黄浦市的老小区，建成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红砖楼的墙面上爬满了爬山虎，楼道里的声控灯时好时坏。张磊提着装有民情问卷和签字笔的帆布包，爬上三楼时，已经有些喘——他昨天刚在污水处理厂待了一天，检测设备的噪音还在耳边隐隐作痛。
活动室的门虚掩着，里面传来下棋的落子声和老人的谈笑声。张磊推开门，一个穿灰色中山装的老人抬头看他：“小伙子，是来调研的吧？李主任都跟我们说了。”
老人叫王建国，退休前是机床厂的工人，手里拿着个掉了漆的搪瓷杯，杯身上印着“劳动模范”四个字。张磊走过去，掏出工作证：“王大爷您好，我是水务集团的张磊，也是伦理评审委员会的委员，今天来想听听大家对基因编辑的看法。”
“基因编辑？就是能改娃基因的那个技术？”王大爷放下茶杯，往旁边挪了挪，给张磊腾出个位置，“坐，坐！正好昨天电视里播了，说有富人想改娃的智商，我们正聊这事呢。”
活动室里一共七个人，五个退休工人，一个单亲妈妈，还有社区居委会的李主任。张磊把问卷放在桌上，刚想开口解释，穿碎花衬衫的刘阿姨就抢了话头：“张委员，我跟你说，这技术可不能随便搞！你想啊，富人能改基因，让娃更聪明，我们这些普通人呢？连体检都要算计着花钱，娃上学只能靠自己拼，这以后社会不就分成三六九等了？”
“就是！”旁边的李大爷敲了敲烟袋锅，烟丝还没点燃，“我孙子在重点中学，班里有同学报一对一辅导班，一小时就要八百块，我们家只能报个网课。这要是再能改基因，我们的娃连跟人竞争的机会都没有了，这不就是天生的差距吗？”
张磊拿出笔记本，飞快地记录着，时不时点头回应。他注意到角落里坐着个穿黑色外套的女人，一直没说话，手里紧紧攥着一个药盒，指节都泛了白。“这位大姐，您有什么想法吗？”张磊看向她。
女人抬起头，眼睛有些红，她把药盒放在桌上，盒面上印着“甲钴胺片”，标签已经磨损了。“我儿子今年八岁，有先天性听力障碍，”她的声音很轻，带着哽咽，“医生说治疗性基因编辑可能有效果，但现在还没普及，费用也高得吓人。可有的人倒好，孩子没病没灾的，还要改基因让娃更聪明，这不是本末倒置吗？”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小男孩戴着助听器，笑得很灿烂。“我每天打两份工，就是想攒钱给娃做人工耳蜗，可基因编辑这事儿一出来，我就怕——以后是不是连治病的技术，都只给有钱人用？那些增强型的技术，难道不该先让给需要治病的人吗？”
活动室里静了下来，王大爷叹了口气，拍了拍女人的肩膀：“妹子，别难过，张委员来就是听我们说话的，会把咱们的想法传上去的。”
张磊的鼻子有些发酸，他把照片还给女人，认真地说：“大姐，您放心，我一定会把您的话写进报告里。治疗性编辑的普及，还有费用问题，都是我们委员会要考虑的重点，绝对不能让技术只服务于少数人。”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张磊听了很多声音：有人担心基因信息泄露，有人害怕“基因歧视”，还有人问“以后找工作会不会要看基因报告”。他都一一记录下来，遇到老人听不懂的术语，就用“改基因就像给种子施肥，治病是给生病的种子治病，增强是给健康的种子多施肥，可肥料就这么多，先给谁用”来解释。
离开小区时，天已经黑了，楼道里的声控灯被张磊的脚步声唤醒，又在他身后熄灭。李主任送他到门口，递给他一沓签名：“张委员，这是我们小区三十多户居民的签名，都是支持禁止增强型基因编辑的，您带上。”
张磊接过签名，纸页上的字迹有的工整，有的歪歪扭扭，还有几个小孩的涂鸦式签名。他放进帆布包时，不小心碰到了里面的水杯，温水洒了一点在签名纸上，晕开了几个墨点。他赶紧用纸巾擦干，心里却像被什么东西填满了——这些签名不是冰冷的文字，是实实在在的担忧和期待。
回到家时，妻子已经做好了饭，看到他满身疲惫，递过来一杯热牛奶：“今天调研怎么样？累坏了吧？”
张磊坐在餐桌前，打开笔记本电脑，开始整理民情报告。“遇到个单亲妈妈，儿子有听力障碍，想做治疗性编辑却没钱，”他一边打字一边说，“还有几个退休工人，担心基因增强会让社会分层更严重。你说，我们做伦理评审，不就是为了不让这种不公平发生吗？”
妻子坐在他旁边，帮他整理调研问卷：“那你这份报告可得写详细点，让委员会的人都看看基层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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