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三点的伦理评审委员会办公室，中央空调的嗡鸣压得很低，只有林砚之桌上的台灯亮着一圈暖黄的光，将她的影子斜斜投在堆满文件的墙上。她面前摊着三份核心材料：听证会记录的边缘被荧光笔划出密密麻麻的痕迹，市民意见汇总里还夹着几张手写的便签，最厚的那本“优嗣生物”技术核查初稿，纸页因反复翻阅已卷起毛边。
手机屏幕突然亮起，是周明远发来的消息，附带一个加密文件：“南方某市非法基因编辑中介案的卷宗整理好了，脱靶率3.7%的检测报告在附件第三页。”林砚之指尖划过屏幕，点开PDF文件，刺眼的红色批注瞬间跳出来——“胚胎发育异常风险较正常水平升高21倍，其中3例出现心脏瓣膜畸形”。她盯着那行字，指尖无意识地在桌面上轻轻敲击，金属钢笔帽与木质桌面碰撞的声音，在寂静的房间里格外清晰。第二次评审会议绝不能再像上次听证会那样陷入无边界的争论，必须拿出一套能落地的框架，她在心里暗下决心。
清晨八点零三分，十二名伦理委员陆续走进会议室。每个人的座位上都摆着一份匿名投票卡，浅灰色的卡片边缘印着委员会的银色徽章。“在讨论长效机制前，我们先就‘是否批准优嗣生物的增强型申请’进行表决。”林砚之将透明投票箱推到桌子中央，指尖轻轻叩了叩箱壁，“不用阐述理由，只需要投出明确立场，结果将作为后续讨论的基础。”
卡片一张张投入箱中，监票的法学委员陈景年戴着老花镜，逐一将卡片展开。“反对1票、反对2票……赞成1票、反对10票、赞成2票。”他的声音不高，却在安静的房间里掷地有声。结果公布的瞬间，坐在角落的张磊悄悄松了口气，指节因之前攥得太紧而泛着白；但他身旁的医学委员赵岚却轻轻皱起眉，指尖在桌面上敲了敲：“反对容易，可这次驳回了，下次再出现类似的申请怎么办？我们总不能每次都靠投票堵漏洞，必须有刚性规则。”
这句话像一颗石子投入水中，瞬间打破了短暂的平静。林砚之早有准备，抬手按下遥控器，投影幕布上立刻跳出一张三色框架图。红色、蓝色、黄色三个方框在白色背景上格外鲜明，中间用黑色线条串联起“审批流程”“技术标准”“监督机制”三个模块。“赵委员说得对，我们需要的是一套分级分类管理体系。”她指向最左侧的红色方框，“第一类，治疗性基因编辑，必须满足两个硬条件：一是有二级以上医院出具的明确临床诊断证明，且疾病属于《罕见病目录》或已确诊的单基因遗传病；二是技术方案有至少三年以上的临床数据支撑，脱靶率需低于0.05%，比如目前成熟的镰状细胞贫血治疗方案。”
话音刚落，蓝色方框随之闪烁。“第二类是预防型，”林砚之的指尖移到蓝色区域，“仅限高风险遗传病家族，申请人必须提供三代以内的完整基因测序报告，且经过遗传咨询确认胚胎携带致病基因的概率超过50%。更重要的是，必须排除一切增强性目的——比如不能以‘预防乳腺癌’为由，顺便编辑与身高相关的基因。”
此时，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最右侧的黄色方框上——增强型基因编辑。会议室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没人先开口。周明远放下手里的笔，身体微微前倾：“完全禁止不现实。”他调出国际基因伦理协会的最新通报，屏幕上跳出一张世界地图，十几个红色圆点标注着秘密开展增强型研究的国家，“全球已有17个国家在私下推进相关研究，其中6个已经出现未公开的临床案例。如果我们彻底封禁，只会把需求推向地下市场，就像南方某市的非法中介，脱靶率高达3.7%，却没人监管。”
他顿了顿，语气变得严肃：“但开放又会引发公平危机，所以必须设定三个暂不开放的核心条件。”他伸出三根手指，逐一列举，“第一，无替代方案——比如申请人想优化孩子的认知能力，必须先证明现有的教育干预、营养指导等手段完全无效；第二，非竞争性优势——编辑后的基因不能用于升学、就业、体育竞技等任何竞争性场景，比如不能因为孩子编辑了与运动神经相关的基因，就允许他参加专业运动员选拔；第三，长期安全追踪——需要建立至少十年以上的代际观察体系，跟踪编辑后胚胎发育成个体，以及其后代的健康状况。而现在，这三个条件没有一条能满足，所以增强型编辑必须暂时搁置。”
“我补充一点。”张磊突然开口，将一份厚厚的民情报告推到桌子中间。报告封面贴着几张泛黄的照片，是他在老旧小区调研时拍的，照片里的居民围坐在活动室的长桌旁，手里攥着写满字的纸条。“必须加入‘社会影响评估’模块。”他翻到报告第12页，指着一段手写的访谈记录，“这是单亲妈妈李姐说的，她儿子有先天性听力障碍，治疗性编辑还没普及，却有人先想着‘优化’孩子的智商。普通人最担心的是‘被抛弃’，担心自己的孩子天生就输在基因起跑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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