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时期的闵楼村，有个精打细算的汉子叫闵宪山。一日，他带着刚满18岁的儿子庆安去地里种豆子。可种着种着，豆种竟然不够了。闵宪山便吩咐庆安：“庆安啊，快去你舅舅家借一袋豆种来，我们急着用呢。”
庆安一听，连忙回家洗漱一番，换上父亲新做的大褂，牵着毛驴就往新桥村的舅舅家赶去。到了舅舅家，却发现舅舅和舅母都外出了，只剩表姐云儿一人在家。云儿一见庆安，脸颊立刻泛起了红晕：“表弟来了，快进屋坐吧。”
庆安说明来意后，云儿便领着他进里屋装豆种。两人来到里间，庆安撑着布袋口，云儿则用瓢从大缸里舀豆子。每舀一瓢，云儿就往庆安身边凑一凑，庆安则害羞地往后退。就这样，三退两退，庆安竟退到了床前。云儿见状，扔掉瓢，双手抱住了庆安。两个年轻人，又是未婚夫妻，自然而然地提前体验了洞房花烛夜的美好。
事后，两人都不再害羞。庆安恋恋不舍地说：“表姐，地里还等着种豆子呢，我得回去了。”云儿眼泪汪汪地说：“你人走了，总得留下点什么吧。”庆安问：“留什么？”云儿看了他一眼：“把你的大褂留下来吧。”庆安为难地说：“这大褂是我爹卖了三升谷子刚给我做的，要是我没大褂，他问我我怎么说呀？”云儿却说：“我让你破了身子，要是你以后有了外心不承认，那我咋办呢？”庆安觉得云儿说得在理，便留下大褂回家了。
庆安把豆子送到地里种好后回到家，闵宪山没见着儿子的新大褂，便问：“你的大褂呢？”庆安不敢说被云儿留下了，就说忘在学堂里了。闵宪山再问，庆安还是这么说。问了几次后，庆安就不说话了。闵宪山心疼那三升谷子换来的大褂，怒气冲冲地对儿子说：“你要是明天还不把大褂找回来，我就揍死你！”
庆安犯愁了，大褂在云儿那儿，现在去拿她肯定不会给。没有大褂，这顿揍肯定是躲不过了。爹打起人来手特狠，能把人打个半死。与其挨揍，还不如先逃走，过一年半载再回来，到时候爹的气肯定消了。于是，他偷了母亲的私房钱，包上几件棉衣，跑到村东头的铁路边扒上了北去的火车，一口气到了抚顺。
庆安身上没带几个钱，没几天就花光了，只好当了衣服。两三个月过后，衣裳也当光了，只好沿街乞讨。眼看年关将近，他身无分文，连回家的念头也不敢有。到了腊月二十八晚上，庆安缩在一家粮店的屋檐下冻得睡不着觉，就听粮店里的人打算盘。小伙计念，掌柜的打，那两个人不知算了多少遍了，总是算不对，就重新又算一遍，还是不对。
庆安忍不住了，说：“有错了。”掌柜的听到了，就请庆安进来帮着算。一会儿工夫，庆安就把掌柜的一年的账给算清了。掌柜的说：“你别要饭了，留在这儿干吧，我按月给你工钱。”从此，庆安就在这家小店里当起了小伙计，日子慢慢过得滋润起来，就不急着回家了。他想，如果不混出个样子回家，肯定会被人家看不起。
于是他把挣来的钱攒起来，再交给掌柜的入了股，成了股东。一晃18年过去了，庆安不仅在粮店里有股份，在抚顺城里另外又有了几个店铺。虽然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但庆安在抚顺举目无亲，又一门心思想着出人头地，所以虽然是三十好几的人了，却一直单身。
现在发达了，他想：我虽然数次让人家往家里捎过信，也不知道捎到没有，爹娘也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模样了。不行，我得回家。于是庆安转了粮店的股份，卖了其他店铺，坐着火车往家赶。
火车到了站，庆安下了车，又租了辆大马车，拉着他这18年挣下的财产赶往闵楼村。马车走了一个多时辰，到了闵楼村。这天呢，正逢闵楼村大吉，娶亲的队伍吹吹打打从茶馆门前经过。
庆安问茶馆掌柜的：“谁家的娶媳妇？”掌柜的说：“娶亲的是一个没爹的孩子。”庆安纳闷了：“没爹能有孩子？”掌柜的呵呵一笑，讲起了往事。
原来庆安离家出走之后，家里人到处找却怎么也找不到。有一天闵宪山遇上云儿的父亲，两个亲家一见面，没等闵宪山开口，云儿的父亲就说：“姐夫，这云儿和庆安都十八了，该给他们俩把事办了，你看定哪个日子好？”闵宪山一听心里那个烦呐，就没好气地说：“你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呢？你外甥到现在还没回来呢，你又不是不知道。”说完转头就走。这样一来，两家慢慢地就疏远了。
没想到云儿跟庆安有了那一回之后，竟然怀上了。肚子慢慢的大起来了，云儿娘看出来了，忙问闺女是怎么回事。云儿就说：“您别管，冤有头债有主，到时候我自会去找孩子的爹。”过了十个月，云儿在家里生下一个男孩。这孩子一生下来，她就用庆安留下的大褂把孩子一包，连夜到了闵宪山家。
闵宪山早就关门睡了，云儿喊着哭，没人理，后来就砸门喊：“娘，你儿媳妇回来了，快开门！”庆安娘听到大门外有人在喊娘，忙去开门，一看是娘家侄女，怀里抱着一个婴儿，连忙让到屋里问是怎么回事。云儿把包孩子的大褂递给了庆安娘说：“您不是找大褂吗？我今天就是来给你们送大褂的。”庆安娘一看，什么都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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