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 年的夏天，胶州市的街道被烈日炙烤得发软，柏油路面渗出黏腻的汗水。林丽骑着叮当作响的二八自行车，车后座绑着泡沫保温箱，箱里的冰糕在隔热棉被下散发着沁凉的甜香。
她穿梭在大街小巷，东北口音的叫卖声像一串清脆的铜铃：“冰棍儿 —— 白糖小豆儿 ——” 每当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老长，保温箱里空落的竹签便在余晖中闪着细碎的光，那是她一天辛劳的勋章。
她不顾自己小产虚弱的身体，不听我的劝阻，瞒着我又去卖冰糕了。
那时的冰糕生意红火得惊人，三十多度的高温里，人们攥着皱巴巴的纸币，只为换取片刻清凉。林丽的保温箱像个神奇的百宝箱，总能变出硬币与零钱，叮叮当当的声响成了我们生活里最动听的乐章。
她把挣来的钱仔细叠好，塞在枕头下的铁盒里，笑着说：“再攒攒，咱就能把西厢屋的房租交齐了。” 那些日子，连晚风都带着冰棍的甜意，日子虽清贫，却满是盼头。
然而，命运的齿轮在蜜月期刚过的那个傍晚悄然转向。往常六点就能闻到饭香的出租屋，那天却空荡寂静。
我站在门口，望着墙上摇晃的白炽灯影，胃里泛起阵阵不安。林丽的围裙还搭在椅背上，残留着中午炒菜的油烟味，可她人却不见踪影。
我骑着自行车在熟悉的街巷里穿梭，车轮碾过青石板的声响，像一声声急促的心跳。
我抓住每个路人询问，喉咙被焦虑灼得生疼。我就骑着自行车到处找，包括曾经听王莉说过在哪里好卖，最后就去了木材市场那里四处打听有没有一个卖冰糕的在这里出现过，木材市场的黄昏浸着锯末的苦香。
最后终于打听到有人说：“下午在这里发生一起车祸，两车相撞伤到三人，一男二女都拉到医院了，你赶紧去看看吧”。 路人的话像一把重锤，砸得我眼前发黑。
已经是晚上八点了其它医院我都去了，每个病房和抢救室都没有发现，最后去了人民医院里找，第一次没有找到，第二次将医院又找了一个遍。
暮色中的医院像座冰冷的迷宫，消毒水的气味刺得鼻腔发痛，走廊里此起彼伏的呻吟声，像是从地狱深处传来的呜咽。我在各个病房间疯跑，脚下的瓷砖冷得像冰，每一步都踏在悬着的心尖上。
终于在二楼角落的病房，我看见了林丽。她躺在凌乱的白床单上，头发黏着暗红的血痂，像团被揉皱的旧棉絮。
左腿无意识地抽搐，右腿却像截枯木般僵直。“林丽！林丽！” 我的呼喊在空荡荡的病房回响，却得不到半点回应。她紧闭的双眼像两扇永远关闭的门，将我隔绝在黑暗之外。
隔壁床的病人轻声说：“司机跑了，他们怕她成植物人……” 这话像根钢针，狠狠扎进我千疮百孔的心，我急忙打电话给林丽的家人。
等待的时光漫长得像一个世纪。我守在病床前，数着吊瓶里滴落的药水，每一滴都仿佛坠在心上。
林丽的大姐从东北赶来时，带来了家乡的酸菜和牵挂。她红着眼眶摸着妹妹的手，哽咽道：“我妹子，命咋这么苦……” 我老娘和兄弟姊妹陆续抵达，病房里挤满了人，却掩不住弥漫的悲伤。
母亲偷偷抹着眼泪，喃喃自语：“造孽啊，好好的日子，咋就成这样了……”
转院的波折更是一场煎熬。医院以 “病情复杂” 为由推诿，我站在医生办公室，看着墙上 “救死扶伤” 的牌匾，只觉得讽刺。
“如果你们不承担后果，我就去卫生局！在这里半个月了，患者一点好转没有，我强烈要求转院到135部队医院去” 我的声音因愤怒而颤抖。
终于，在夜色中，我们辗转来到135部队医院。马军医六十多岁，银发下的笑容像冬日暖阳：“放心，有我们在。” 他查看病情时轻柔的动作，让我悬着的心稍稍放下。
林丽醒来的那天，整整二十天过去了，阳光正好爬上窗台。她睫毛颤动，像濒死的蝴蝶终于扇动翅膀。“数，1、2、3……” 马军医伸出手指，声音温和得像哄孩子。
当她虚弱地说出 “三” 时，我几乎要喜极而泣。那一刻，窗外的蝉鸣都成了最美的乐章，空气中飘浮的尘埃都闪着金色的光。
见到林丽清醒后，马军医又安排全身检查，检查结果却如一盆冷水浇下：左腿粉碎性骨折，左臂骨裂，头皮七处缝合。
治疗室里，石膏粉的味道混着药水味，压得人喘不过气。看着医生给她打石膏，我仿佛看见命运又给她套上了一层枷锁。但林丽很坚强，即使疼得浑身发抖，也只是紧咬嘴唇，豆大的汗珠砸在枕头上，晕开一朵朵深色的花。
岳母和大姨子在医院陪伴半月，亲眼见证我日夜不离的守护。“女婿，你是个重情重义的人。” 岳母临走时红着眼眶，“我和你大姐回去，让你小妹妹来帮你，你们互相照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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