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兰州到敦煌，又是十几天的颠簸。我们换乘了一辆运送皮毛的商队马车，沿着河西走廊向西。越往西走，人烟越稀少，黄土高原渐渐变成了戈壁滩，远处的祁连山覆着白雪，像一条沉默的巨龙横亘在天边。纪白一路都在记录气温、湿度，还收集了不少戈壁上的沙砾标本，装在小玻璃瓶里晃得叮当响。
“楚明，你看这沙子，”他拿起一个瓶子对着阳光，“里头有石英和长石，颗粒比黄河流域的粗糙，说明风力侵蚀更强烈。”
我看着窗外飞卷的风沙，笑了笑：“你呀，到哪儿都忘不了你的‘学问’。”
商队里有个叫老王的掌柜，是陕西人，在西北跑了十几年生意，对沿途风土人情熟得很。听说我们去敦煌，他叹了口气：“唉，敦煌这两年可不太平。先是来了些洋鬼子，说是考察，拿着相机咔咔拍，见着壁画就想往上拓；后来又出了怪事，莫高窟的壁画居然让人偷了，闹得人心惶惶。”
“王掌柜，您知道是谁偷的吗？”我不动声色地问。
老王警惕地看了看四周，压低声音：“谁知道呢？有人说是本地的土匪，有人说是外头来的‘洋考察队’。不过前阵子，我听敦煌县城的人说，县衙门里的人跟那些洋鬼子走得近，还帮着递帖子呢。”
纪白闻言，眉头微蹙：“官府也掺和了？”
“谁说不是呢？”老王啐了口唾沫，“这年头，兵荒马乱的，谁有钱有枪，谁就是大爷。苦了咱们这些平头百姓，守着老祖宗的宝贝，却眼睁睁看着让人糟践。”
他的话像根刺，扎得我心里发疼。是啊，守着宝贝又如何？要是连官府都靠不住，这国宝还能保得住吗？
终于，在一个风沙弥漫的午后，我们远远望见了敦煌县城的土城墙。城墙低矮斑驳，被风沙侵蚀得坑坑洼洼，城门口稀稀拉拉走着几个驮货的骆驼和穿粗布衣的百姓。刚进城，一股浓烈的羊粪味和尘土味就扑面而来。
我们在县城中心找了家小客栈住下，客栈老板是个沉默寡言的本地人，听说我们是来“做生意”的，只是点点头，没多问。安顿好后，我和纪白先去了敦煌县衙。
县衙设在一座破旧的四合院里，大堂前的石狮子缺了个爪子，门口的衙役无精打采地靠着墙打盹。我递上孙连仲的介绍信，衙役看了眼，懒洋洋地说：“县长老爷正在后堂会客呢，你们等着吧。”
一等就是半个时辰，直到日头偏西，才有人出来传话。县长是个肥头大耳的中年人，穿着纺绸长衫，手里摇着把折扇，见了我们，皮笑肉不笑地拱了拱手：“哎呀，楚探长、纪先生，久仰久仰！孙主席的电报我收到了，快请坐，上茶！”
客套了几句，我直接切入正题：“县长，我们是为莫高窟壁画被盗的事来的，想问问案情进展如何？”
县长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放下折扇，叹了口气：“唉，楚探长啊，这案子难办呐！莫高窟在城外几十里的戈壁滩上，荒无人烟的，谁知道是哪路毛贼干的？我们派衙役去查过，啥也没找着，只看见几个破洞窟，墙上缺了几块皮。”
“缺了几块皮？”纪白忍不住开口，“那是千年的壁画，是国宝！县长就没派人勘察现场，找线索？”
县长被问得有点下不来台，咳嗽了两声：“哎呀，纪先生有所不知，我们这小地方，衙役都是些庄稼汉出身，哪懂什么勘察线索？再说了，那戈壁滩上风沙大，脚印、痕迹早被吹没了。”
我看着他躲闪的眼神，知道他在敷衍。“我们想去莫高窟看看，还请县长派个人带路。”
“这个……”县长犹豫了一下，“也好，我让小李跟你们去。不过丑话说在前头，那儿荒得很，要是出了什么事，我们可担待不起。”
他口中的“小李”，是个年轻衙役，一路上哈欠连天，对我们爱答不理。出了县城，往东南方向走了几十里，戈壁滩上渐渐出现了一片密密麻麻的土黄色洞窟，嵌在鸣沙山东麓的断崖上——那就是莫高窟。
正是傍晚，夕阳把鸣沙山染成一片金红，风沙小了些，却带着刺骨的凉意。洞窟前静悄悄的，只有几尊残破的石像立在风沙里，显得格外荒凉。
“就是那边几个洞窟，”小李指了指中间几处敞开的洞口，“县太爷说了，让你们看看就走，别乱摸乱碰。”
我没理他，和纪白快步走进最近的一个洞窟。刚一进去，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虽然很多壁画已经被盗走，只剩下斑驳的墙壁，但残留的部分依然色彩鲜艳，飞天的衣袂、佛陀的微笑，仿佛还带着千年前的气息。可再仔细看，墙上有几个巨大的方形空缺，边缘处是粗糙的切割痕迹，像人身上被剜去的血肉，看得人心里发堵。
“楚明，你看这切割面，”纪白戴上手套，小心翼翼地摸了摸缺口边缘，“非常平整，像是用特制的金属工具切割的，普通土匪不可能有这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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