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工人保护条例》共九章四十四款，对劳动和社会保障问题作了政策规定。劳动时间问题，其中规定：所有劳动者通常工作时间“不得超过八小时”，“作额外时间之工作，须得额外工资”，“十六岁至十八岁之青工，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六小时，十四岁至十六岁之童工，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四小时”，“每日半小时至一小时休息”，“农村工人，每月须有四天休息。”关于工资问题，《农村工人保护条例》规定：“农村工人之工资，不得少于由劳动委员会规定之绝对最低工资额（较革命前须增加百分之二十）”。“苦力工人之工资额，须较普通工人高三分之一。”“农忙时额外工作，须得双薪”，“工人因必要的假期，如在选举时参加职工大会和会议，出席苏维埃大会等，不得克扣工资”。还规定：“所有工资须用现金支付。每半月交付一次，直接交给工人本人。”
《农村工人保护条例》还对女工作出专门规定：“禁止女工作举重或作危险的工作”，“女工产前产后休息两个月，工资照发”，“怀孕、哺乳小孩的女工，严格禁止做险工”，哺乳期“每二小时可休息半小时来哺小孩，不扣工资。”《农村工人保护条例》还提出女工与男工同工同酬，“女工青年与成年男工做同样的工作，得同样的工钱。”“男女同工同酬”的政策，扫荡了千百年来男尊女卑的封建礼教，为妇女争取平等经济地位，奠定了法律基础。
《农村工人保护条例》还对工人的学习、培训作出规定：“在工会与雇主所定之集体合同，应规定特殊条文，由厂方供给设立工厂学校或商铺学校，以提高十四岁至十八岁青年工人的训练程度，并给他们普通教育。至于富农商人雇用之雇工牧童，则须津贴其纸笔书籍之费用”，同时，要求雇主发给雇工劳保用品，规定“雇主每年应发给雇工棉衣一套，夹衣一套，单衣两套，袜子两双，鞋子两双，手巾、帽子、斗笠等”。
关于社会保险问题，《农村工人保护条例》提出：“社会保险的目的，是从特别贮备的基金中拿出一部分付给工人”。要建立社会保护基金制度。“社会保护基金，由雇主支付”，“社会保护所有责任，与执行社会保护法，由劳动委员会经过他的社会保险局来进行”，“所有被雇用工人，都可以得到社会保险优恤。”“在革命的期间，不许地主富农无故辞退雇工，如果辞退雇工，须支付包括三个月工资伙食之辞退金。”此外，还特别规定：“苏维埃法律保证职工会的行动自由，宣布并领导罢工权，交涉并规定合同权等，并津贴雇农工会相当的经费，拨给雇农工会好的房屋”。
《农村工人保护条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施。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了劳动和社会保障工作部门——劳工部。区、乡苏维埃率先在特区工厂商店进行了贯彻落实，部分区、乡苏维埃派出干部深入私人工厂、作坊和店铺进行了宣传、贯彻落实。劳工部的干部深入到区、乡苏维埃对《农村工人保护条例》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指导；苏区内的工商企业中实行了等级工资制，按工种、劳动强度、工作量和技术熟练程度确定工资，半月发放一次，现金支付。同时较革命前增加了工人的工资。1934年9月15日，《湘鄂西中央分局（给中央的）报告》中汇报说：虽然“劳动法的执行，还没有系统的执行，不过，在有些区域，工资已经增加，例如淇滩市镇挑水工人，每担水由50文增至100文。刀坝的手艺工人，他们自己提出增加，由800加到1200文，零工由300到600文，增加百分之百。”
三、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特区苏维埃政府十分关注劳苦大众的疾苦，在《农村工人保护条例》中提出：对“普通病、失业、残废、母亲与婴儿、死葬、医药”等实行优恤，注意“安全卫生的保护方法”，“雇工所得疾病，应由雇主出资治疗，病假中不得克扣工资”，提出了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的问题。在促进根据地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方面，苏维埃政府采取了以下措施：
第一，建立红军医院，解决苏区缺医的难题。1934年6月红三军进驻枫香溪后，立即建立了枫香溪红军医院，后随红三军军部迁至南腰界。红军医院无论是在枫香溪还是在南腰界，除收治红军伤病员外，还收治劳苦百姓伤病员，许多时候还派医生背着药箱上门为老百姓治病，当然，由于医生较少，不可能大量出诊，但红军泽及范围还是比较大的。枫香溪、沙子坡、土地湾、南腰界，至今还流传着红军为老百姓治病的故事，红军医生董家龙因为治好农民子女的病，不知当了多少农家子女的“干爹”。为老百姓治病不收钱，不收礼，不吃请，不留个人真名，老百姓从红军医生身上认识了红军，认定“红军是老百姓的队伍，”因而，积极支持革命，踊跃参加红军，热忱地为苏维埃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很快，红军和老百姓建立起了鱼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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