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六十年，正值乾隆退位、嘉庆登基称帝的关键节点，湘（湖南）、川（四川）、黔（贵州）三地苗族聚居处，突发惊雷，苗人揭竿而起，联合发动了反清起义。
苗人此举，实因清政府官员欺人太甚，将苗人逼至绝境，造反求生，已成为他们无奈的选择。
追根溯源，苗人与清政府地方官的矛盾，自雍正朝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后，便已埋下伏笔。
雍正所实施的“改土归流”，旨在收回少数民族土司的统治权，改由朝廷派遣流官进行治理，以强化中央集权。
湘川黔苗疆表面上融入了帝国大一统的格局，实则暗潮涌动，危机四伏。
大量流官取代土司，对当地苗人产生了巨大冲击。
往昔，土司在地方权势颇大，实行自治管理。
因其与当地苗人多为乡亲，处理事务时，相对少有偏见。
然而，朝廷派来的流官，本非当地人士，对苗人缺乏情感认同。
另外，随着流官的进驻，内地商人也接踵而至，苗人将这些汉人称作“客民”。
这些“客民”以金钱开道，贿赂流官，进而对苗人展开剥削与欺凌，疯狂侵占苗民赖以生存的土地。
流官们只知道实施强压政策，全然不顾苗民的权益，强行推行严苛至极的“连保连坐制”。
也就是一人犯事全家遭殃，这不是逼着人们做刁民吗？
无数苗民失去了土地，被迫背井离乡，沦为四处漂泊的流民，生活陷入无尽的黑暗与绝望。
乾隆二十五年发生的“勾补事件”，宛如巨石投入平静的河流，激起千层波折。
当时，几名“客民”倒卖耕牛，夜宿勾补寨，次日清点耕牛，发现丢失了五头，遂告至县衙。
县令朱一贯未派人详细调查，便蛮横责令勾补寨苗民赔偿，将责任归咎于全寨。
苗民据理力争，试图讨回公道，换来的却是官府惨无人道的血腥镇压。
勾补寨瞬间沦为人间炼狱，众多无辜苗民惨遭杀害，家园也被付之一炬。
官府的暴行，致使苗民更加仇视大清朝廷。
时光匆匆，转眼来到了乾隆五十九年。
三十年间，苗人从未停止反抗官府，虽爆发过无数次冲突，但局势尚在可控范围。
苗人们期盼苗王降临，救他们于水火之中。
彼时，坊间流传着这样的民谣：“乾隆五九苦，苗家盼日出，苗王踏云来，破困展宏图。”
形势风云变幻，种种迹象皆指向一场大变革——赶走朝廷流官，恢复自治。
有道是乱世出英雄，此时，凤凰厅押保寨的副百户（相当于副乡长）吴陇登认为时机已到，
遂效仿东北地区跳大神的方式，装神弄鬼，声称自己乃苗王转世。
通常情况下，造反前夕，为树立领导权威，都会赋予自身神仙代言人的话语权。
吴陇登凭借一系列表演，让苗民深信他就是苗王下凡的附体。
为壮大起义势力，吴陇登派徒弟前往贵州松桃大塘汛大寨营，联络百户石柳邓等人共同举事。
随后，通过飞鸽传书，各地苗族头人纷纷响应，最终湖南、四川、贵州三省苗人头目歃血为盟，
发誓团结一心，共同驱逐派驻苗寨的流官。
正所谓“鸟无头不飞，人无头自乱”，众人一致推举吴陇登为盟主，期望他能引领苗民走向胜利。
他们精心谋划，决定于乾隆六十年正月十八日举兵反清。
然而，世事无常，石柳邓的起义筹备工作，不幸被松桃厅驻军千总杨芳察觉。
狡猾的清军提前发动偷袭，大寨营瞬间陷入血海。
石柳邓的妻子及亲人在这场灾难中惨遭杀害，石柳邓本人侥幸逃脱。
那一刻，石先生心中充满悲愤与仇恨，复仇的火焰在胸膛熊熊燃烧。
他迅速联络永绥厅黄瓜寨苗人寨主石三保，商议共同举事。
正月二十二日，石三保率领愤怒的苗民，如猛虎下山般杀回大寨营，正式竖起“统兵元帅”大旗，乾嘉苗民大起义就此拉开了帷幕。
“……”
起义的消息如疾风般迅速传遍湘川黔大地。
贵州、四川等地苗人听闻后，纷纷响应，星星之火，瞬间呈燎原之势。
石三保在黄瓜寨自称“苗王”，做法聚众，随即振臂一呼，率领英勇的苗民一举击溃当地清军，士气大振。
与此同时，凤凰厅平陇的吴八月和鸭保寨的吴陇登等人也纷纷配合揭竿而起。
苗民们群情激昂，迅速集结于栗林，如不可阻挡的洪流，直捣清军大营，所到之处无不披靡。
起义军士气高涨，随后浩浩荡荡直逼雅酉汛（今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雅酉镇）。
彼时，镇总兵明安图得知苗民造反，急忙率部前往镇压，却未料到，等待他的是苗民精心设下的埋伏。
苗民凭借对地形的熟悉，如蛟龙般冲向清军。明安图当场被苗民刺死，所率清军全军覆没。
同一时刻，吴八月敏锐察觉到凤凰、乾州兵力空虚，当机立断，挥师攻打乾州厅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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