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些都不算什么。
真正让林炜纠结的是户型。
姐姐跟他在电话里说得很清楚：“先找个一居室就行，反正我就自己住。”
林炜当时握着电话，嘴上回的是“好的，一居室”，手上却不由自主地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一行字：要两居室。
一居室怎么行？
不行。
绝对不行。
他花了整整一个晚上来分析“一居室的局限性”。
首先，一居室意味着客厅和卧室可能不分离，功能分区不明确，长期居住会影响生活品质。
其次，一居室储物空间有限，万一家里有人来做客——比如她爸妈来北市看她——连个像样的沙发都摆不下。
再次，一居室的餐桌通常很小，只能坐两个人，再多一个就挤了。
虽然他现在没什么立场考虑“多一个”的事，但他在心里给自己的理由是：姐姐至少要在北市待好几年，万一以后有朋友来坐坐呢？万一需要在家办公需要一张正经书桌呢？万一——
他列了整整两页A4纸的理由，每一条都冠冕堂皇，每一条都经得起任何人的审视。
列完之后他满意地合上笔记本，完全忽略了这些理由中最核心的一条潜意识——万一他以后想过去吃个饭呢。
他的理性大脑拒绝承认这一点，但他的手指非常诚实地在选择房源的时候只标记了两居室。
当然，这些他都没跟姐姐说。
他在电话里只是简单汇报：“姐，房源我筛选了几套，一居两居都有，你回来自己看看再说。”
语气平淡得像是在说今天的实验数据误差在可接受范围之内。
他在这方面比他爸强——林淡当年追吕莹的时候也是默默做了无数事但一件都不说，结果差点被吕莹当成了冷漠。
林炜至少学会了“做了事要汇报”这一课，虽然汇报的时候语言依然极简，但好歹是说了。
这段时间，林炜的实验室同门们很快就发现了一个异常情况。
以前林炜是实验室的定海神针。
早九点到，晚十点走，雷打不动。
工位上永远只有电脑、论文和水杯，偶尔多一包饼干。
手机静音，微信消息半天才回，社交活动约等于零。
同门们私下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林AI”，取意“高度智能但交互界面不太友好”。
但这一个月，这个AI出了bug。
他开始频繁看手机——不是刷视频刷新闻的那种看，是每隔十几分钟就点亮屏幕看一眼微信、看一眼、又放下的那种看。
有时看着看着嘴角还会微微翘起，然后迅速收回去，像是在做一套复杂的微表情管理。
他推掉了两周一次的组内篮球赛——以前这是他唯一的娱乐活动。
他那个工位开始频繁地空着，问就是“有点事出去一趟”，至于什么事，他不说。
最离谱的是，有一个周五下午，实验室正在开组会，他忽然拿出手机在桌子底下看了一眼，然后整个人坐直了，眼睛里亮起一种在场所有人都没见过的光。
散会之后他第一个冲出了会议室，连笔记本电脑都忘了拿。
这一切都被一个人看在眼里——大师兄，姓郑，博三，和林炜同在一个课题组，两人共用一组实验设备，关系比旁人更近一些。
郑师兄是个东北人，性格直爽，嘴也快，平生最大的爱好就是在实验室里给别人牵红线。
他曾成功撮合过两对——其中一对黄了，另一对也黄了，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对这件事的热情。
这天下午，林炜又准备往外溜。
他悄悄合上电脑，把手机揣进口袋，从抽屉里拿了钥匙，动作轻得像做贼。
就在他即将成功逃离实验室的那一秒，一只大手从后面拍了拍他的肩膀。
林炜整个人一僵，像被人按了暂停键。
“又出去？”郑师兄的声音在他身后响起，语气里带着一种“我可逮到你了”的快意。
林炜转过身来，面不改色：“嗯，有点事。”
郑师兄靠在门框上，双手抱胸，用那种在实验室熬了五年才熬出来的、看数据比看人还毒的目光上下打量着林炜。
他注意到林炜今天换了一件干净的衬衫——不是什么正装衬衫，就是那种浅蓝色的牛津纺，袖子卷到了小臂，领口规规矩矩地扣到第二颗。
他脚下踩着一双洗过的运动鞋，不是平时那双快穿塌了的黑色拖鞋。
最重要的是，他头发梳过了。
林炜平时在实验室的形象可以概括为“只要不脏就不算邋遢”，头发洗了就是最大的体面，梳头？不存在的。
但今天他的头发显然经过了打理，虽然手法还很生疏，几根不听话的碎发还在头顶支棱着，但整体已经有了层次感。
郑师兄眯起眼睛，嘴角浮起一个“我有重大发现”的微笑：“什么事？”
林炜犹豫了一下。
他本来想说“私事”然后溜走，但转念一想，这事早晚得让这群人知道。
与其让他们在背后瞎猜，不如先给个模糊的版本。而且他今天心情确实很好，好到觉得可以被八卦一下。
于是他笑呵呵地，用一种明显放松的语气说：“姐姐要来了，帮姐姐看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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