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武君说：“说得好。请问成就王业的军队的制度是怎样的呢？”荀子说：“将领要为战鼓而死，驾车的要为缰绳而死，各级官吏要为职责而死，士大夫要为战斗队列而死。听到鼓声就前进，听到锣声就后退。服从命令是首要的，建立战功是其次的。命令不前进却前进，就如同命令不后退却后退一样，罪过是一样的。不杀害老弱，不践踏庄稼，投降的不抓捕，顽抗的不赦免，奔走来投降的不阻拦。凡是诛杀，不是诛杀百姓，而是诛杀扰乱百姓的人。百姓要是保护贼人，那他也就跟贼人一样。因此，顺从的就活命，抵抗的就处死，奔走来投降的就收容。微子启被封在宋国，曹触龙在军中被处决，商朝归服的百姓，周朝用来养活他们的办法跟对待周人没什么不同，所以近处的人歌颂周朝并且乐于归附，远处的人竭尽全力赶来归附，不管多么偏僻边远的国家，没有不赶来归附并安居乐业的，四海之内就像一家人，凡是交通能到达的地方，没有不服从的，这就叫民众的表率。《诗经》说：‘从西到东，从南到北，没有不服从的。’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成就王业的君主只有诛杀而没有战争，敌人守城不攻打，敌人抵抗不攻击，敌人上下和睦就表示祝贺，不屠杀城中百姓，不搞偷袭，不留下军队长期驻守，战争不超过预定时间，所以混乱国家的百姓喜欢他的政策，不安于自己君主统治的人，都盼着他到来。”临武君说：“说得好。”
陈嚣问荀子说：“先生谈论兵法，常常把仁义作为根本。仁就是爱护人，义就是遵循道理，既然这样，那为什么还要用兵呢？大凡用兵，不就是为了争夺利益吗？”荀子说：“这不是你能理解的。那些仁人爱护人，正因为爱护人，所以厌恶别人去伤害人；义就是遵循道理，正因为遵循道理，所以厌恶别人去扰乱社会。用兵，是为了禁止暴行、消除祸害，不是为了争夺利益。”
这一年，燕孝王去世，儿子燕王喜继位。
周朝的百姓向东逃亡。秦国拿走周朝的宝器，把西周公迁到了狐聚。
楚国把鲁国迁到莒地，并夺取了鲁国的土地。
昭襄王五十三年，公元前254年，丁未年，秦国攻打魏国，夺取了吴城。韩王到秦国朝拜。魏国全国听从秦国的命令。
昭襄王五十四年，公元前253年，戊申年，昭襄王在雍地郊外祭祀上帝。楚国迁都到巨阳。
昭襄王五十五年，公元前252年，己酉年，卫怀君到魏国朝拜，魏国人把他抓起来杀了，改立他的弟弟为君，就是元君。元君是魏国的女婿。
昭襄王五十六年，公元前251年，庚戌年，秋天，昭襄王去世，孝文王即位。尊唐八子为唐太后，立子楚为太子。赵国把子楚的妻子和儿子送回秦国。韩王穿着丧服来吊唁祭祀。
燕王喜派栗腹去赵国交好，还拿五百金给赵王置办酒席。栗腹回来后对燕王说：“赵国的壮年人都死在长平之战了，他们的孤儿还没长大，可以攻打赵国。”
燕王召见昌国君乐闲询问，乐闲回答说：“赵国是四面受敌的国家，百姓都熟悉军事，不能攻打。”燕王说：“我用五倍的兵力去打他们。”乐闲还是说：“不行。”燕王生气了。大臣们都觉得可以攻打，于是燕王就派出两千辆战车，让栗腹率领攻打鄗城，卿秦攻打代地。将渠说：“跟人家互通关卡、订立盟约，还拿五百金给人家赵王置办酒席，使者一回来就攻打人家，这太不吉利了，军队肯定不会成功。”
燕王不听，还亲自率领一支军队跟着。将渠拉着燕王的绶带劝阻，燕王用脚踢他。将渠哭着说：“我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大王您啊！”燕国军队到了宋子，赵国派廉颇领军迎击，在鄗城打败了栗腹，在代地打败了卿秦和乐乘，追击了五百多里，于是包围了燕国。燕国人请求讲和，赵国人说：“必须让将渠来主持讲和。”燕王就任命将渠为相国去讲和，赵国的军队这才解围离去。
这一年，赵国的平原君去世。
评论
这段文本以荀子论兵为核心，兼叙战国末期多国政治军事事件，将儒家军事思想与乱世纷争的现实碰撞展现得淋漓尽致，折射出深刻的政治智慧与历史洞见：
- 仁义为本的军事哲学：理想与现实的张力
- 超越功利的战争观：荀子将“仁义”作为军事的终极价值，批判齐、魏、秦的军队为“干赏蹈利之兵”。齐国以斩首赏金激励士兵，导致军队如“飞鸟”般缺乏凝聚力；魏国武卒选拔严苛却难以为继；秦国靠严刑峻法与军功爵制强军，虽能四世称雄，却背离“仁义”本质。在荀子看来，这些“盗兵”终究敌不过以礼义教化、民心归附为根基的“王者之兵”，体现了儒家对战争正义性的执着追求。
- 矛盾与局限： 然而，战国乱世弱肉强食的现实中，“仁义之兵”更像是乌托邦式的构想。秦国凭借法家的实用主义横扫六国，印证了荀子思想在当时的“不合时宜”。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恰恰揭示了战争伦理在极端环境下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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