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七月，皇帝曹芳开始亲自临朝听政。
八月，宣布大赦天下。
冬天十月，吴国太常潘濬去世。吴王让镇南将军吕岱接替潘濬的职位，和陆逊一起处理荆州的文书事务。吕岱当时已经八十岁了，身体一向硬朗，做事勤奋，亲自处理各种事务，和陆逊同心协力，遇到好事都互相谦让，南方的人都很称赞他们。十二月，吴国将领廖式杀了临贺太守严纲等人，自称平南将军，攻打零陵、桂阳，还煽动交州各郡，聚集了几万人。吕岱主动上表请求出兵，然后日夜兼程赶路。吴王派使者追授他为交州牧，还陆续派遣唐咨等将领前去支援。经过一年的攻打，终于打败了廖式，斩杀了廖式及其党羽，各郡县都平定了。吕岱又回到武昌。
吴国都乡侯周胤带领一千士兵驻扎在公安，因为犯了罪，被流放到庐陵。诸葛瑾、步骘为他求情。吴王说：“以前周胤年轻，一开始没什么功劳，却突然得到精锐的部队，还被封为列侯、将领，这都是看在他父亲周瑜的份上。可周胤却仗着这些，酗酒淫乱，肆意妄为，我前前后后告诫他多次，他却一点都没悔改。我对周瑜的情义，和你们二位是一样的，也希望周胤能有出息，哪会有别的想法呢！只是周胤犯下这么多罪行，不适合马上让他回来，想让他吃点苦头，好让他自己明白。他是周瑜的儿子，又有你们二位从中说情，只要他能改正，又有什么可担心的呢！”周瑜哥哥的儿子、偏将军周峻去世，全琮请求让周峻的儿子周护统领他父亲的军队。吴王说：“以前打跑曹操，开拓荆州，靠的都是周瑜，我一直都没忘。刚听说周峻去世的时候，就打算任用周护。但后来听说周护性格不好，任用他只会带来灾祸，所以就改变主意了。我对周瑜的情义，哪会有尽头呢！”
十二月，下诏恢复以寅月为正月。
评论
景初三年是三国历史上极具转折意义的一年。魏明帝曹叡临终托孤、幼主登基，曹爽与司马懿的权力博弈初现端倪；吴蜀两国也在各自的轨道上经历着人事更迭与治理考验。这一年的历史细节，不仅勾勒出三国中后期的政治格局，更埋下了此后魏晋更替的伏笔。
曹魏：托孤阴影下的权力失衡
魏明帝曹叡的去世成为曹魏政权由盛转衰的关键节点。史载曹叡“沈毅明敏，任心而行，料简功能，屏绝浮伪”，其治国理政能力在三国君主中实属上乘。他“性特强识”的记忆力与“行师动众，论决大事，谋臣将相咸服其大略”的决断力，使曹魏在他统治期间保持了稳定发展。孙盛评价其“天姿秀出”“沈毅好断”“优礼大臣，开容善直”，尤其“虽犯颜极谏，无所摧戮”的纳谏胸怀，展现了一代明君的气量。
然而曹叡最大的失误正如孙盛所批评的“不思建德垂风，不固维城之基”。他临终前的托孤安排看似稳妥，实则为权力分裂埋下隐患。将八岁的齐王曹芳托付给曹爽与司马懿，形成宗室与外臣共治的格局，本身就蕴含着权力斗争的风险。更值得注意的是，曹叡未能及时培养可靠的宗室力量，也未建立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导致“大权偏据，社稷无卫”的局面不可避免。
幼主即位后，曹爽与司马懿的权力博弈迅速展开。初期曹爽“以懿年位素高，常父事之，每事咨访，不敢专行”的表面尊重，很快被权力欲望打破。曹爽提拔明帝时期被压制的浮华之徒——毕轨、邓飏、李胜、何晏、丁谧等人，形成私人权力集团，通过“转司马懿为太傅”的策略，明升暗降剥夺其实权。这一操作看似高明，实则暴露了曹爽集团政治上的短视：他们既缺乏治理国家的真才实学，又急于垄断权力，将“附会者升进，违忤者罢退”的用人原则推行到极致，不仅失去了士族支持，更激化了与司马懿的矛盾。
傅嘏对何晏“外静而内躁，銛巧好利，不念务本”的评价，精准点出了曹爽集团的本质缺陷。他们的崛起不是基于治国能力，而是依托宗室身份与政治投机，这种权力基础的脆弱性，为日后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埋下伏笔。曹魏政权在短短一年内，就从明帝时期的稳定局面滑向派系倾轧的危险境地，其根本原因在于权力交接机制的缺失与统治集团核心价值观的崩塌。
蜀汉：蒋琬治下的宽容之治
与曹魏的权力动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蜀汉的稳定治理。大司马蒋琬展现出的政治智慧与宽容胸襟，成为蜀汉后期的重要支撑。面对杨戏“公与戏语而不应”的怠慢，蒋琬以“人心不同，各如其面”的理解包容；面对杨敏“作事愦愦，诚不及前人”的批评，蒋琬坦然承认“吾实不如前人”，这种不拒逆耳之言、不饰己过的态度，展现了成熟政治家的气度。
蒋琬的治理哲学体现了儒家“为政以德”的思想精髓。他不追求表面的权威，而是通过包容不同意见凝聚人心；不回避自身不足，而是以坦诚态度面对批评。当杨敏因罪入狱时，蒋琬“心无适莫”，不因旧怨而加重处罚，这种“不以个人好恶论刑赏”的司法公正，极大地稳定了蜀汉的政治生态。在诸葛亮去世后的权力真空期，蒋琬以其宽容稳健的治理风格，维持了蜀汉政权的延续性，避免了权力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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