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河南尹李胜要去当荆州刺史，去跟太傅司马懿告别。司马懿让两个婢女伺候着，拿衣服的时候，衣服都掉地上了；指着嘴说口渴，婢女端来粥，司马懿也不拿杯子，直接喝，粥都流到胸口上了。李胜说：“大家都以为您是旧病复发，没想到您身体这么差了！”司马懿有气无力地说：“我老了，又生病，估计活不了多久了。你要去并州，并州靠近胡人，得小心防备啊！恐怕咱俩以后见不着了，我把儿子司马师、司马昭托付给你。”李胜说：“我是回荆州，不是去并州。”司马懿就假装听错了，说：“你刚到并州啊？”李胜又说：“我是要去荆州。”司马懿说：“我老糊涂了，听不懂你说啥。你现在回荆州，正是大展身手的时候，好好建立功勋啊！”李胜回去后，就告诉曹爽说：“司马公就剩一口气了，感觉魂儿都快没了，不用担心他了。”过了几天，又对着曹爽他们哭着说：“太傅这病好不了了，太让人伤心了！”所以曹爽他们就不再防备司马懿了。
何晏听说平原的管辂精通算卦这些术数，就请他来见面。十二月丙戌日，管辂去见何晏，何晏就跟他讨论《易经》。当时邓飏也在，就问管辂：“你自己说精通《易经》，但你说话咋都不涉及《易经》里的辞义呢？”管辂说：“真正精通《易经》的人，是不会老把《易经》挂在嘴边的。”何晏笑着称赞说：“这话说得真是简洁明了！”然后又对管辂说：“你给我算一卦，看看我能不能当到三公？”又问：“我老梦见几十只青蝇飞到我鼻子上，赶都赶不走，这是咋回事？”管辂说：“以前元、凯辅佐舜，周公辅佐周，都是靠和气、仁爱、谦虚、恭敬，才享受很多福气，这可不是算卦能算出来的。现在您地位高、权势重，但感激您德行的人少，怕您威风的人多，这可不是小心求福的办法啊。而且，鼻子就像天中的山，‘高而不危险，才能长守富贵’。现在青蝇又臭又恶心，却飞到你鼻子上，地位高的人容易摔跟头，轻狂傲慢的人容易灭亡，您可得好好想想啊！希望您能多做好事，少做坏事，不合礼的事儿别干，这样就能当三公，青蝇也能赶走了。”邓飏说：“你这就是老生常谈。”管辂说：“老生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常谈能谈到别人谈不到的。”管辂回到家，就把这些事儿都告诉了他舅舅。舅舅怪他说话太直接，管辂说：“跟快死的人说话，有啥可怕的！”舅舅气坏了，觉得管辂疯了。
吴国交趾、九真的少数民族造反，把城邑都占了，交州这边乱成一团。吴王让衡阳督军都尉陆胤当交州刺史、安南校尉。陆胤到了交州，用恩情和信用感化他们，投降的有五万多家，交州又恢复太平了。
太傅司马懿暗地里和他儿子中护军师、散骑常侍司马昭商量着要收拾曹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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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始八年至九年（公元247至公元248年）是三国中后期的关键转折期。这一阶段，曹魏内部权力斗争白热化，蜀汉与东吴各自面临战略调整，看似平静的政局下暗藏着决定三国走向的深层变革。透过史册记载的点滴事件，可窥见三国格局演变的历史逻辑。
曹魏政局：权力失衡与危机潜伏
曹魏政权在这两年呈现出明显的权力结构异化趋势。曹爽集团在正始八年全面掌控朝政，通过“迁太后于永宁宫”“屡改制度”“多树亲党”等手段强化集权，其改革举措却引发了朝野争议。太尉蒋济上疏直指何晏等人“变改法度”的危害，强调“为国法度，惟命世大才乃能张其纲维”，实质反映了曹魏官僚体系对激进改革的抵触——此时的制度变动已超越政策调整范畴，沦为权力斗争的工具。
曹爽集团的致命失误在于权力扩张与治理能力的失衡。正始九年记载其“骄奢无度，饮食衣服拟于乘舆”“私取先帝才人”等行为，暴露了掌权者对礼法底线的突破；而兄弟同出、忽视桓范“闭城门”的警告，则显示其政治警惕性的缺失。这种“骄纵”与“轻疏”的双重特质，为司马懿的反击埋下伏笔。
司马懿的“称疾不与政事”是政治谋略的经典演绎。从正始八年五月“始称疾”到九年李胜探病时的“尸居馀气”表演，司马懿通过示弱麻痹对手，同时完成“阴与其子师、昭谋诛曹爽”的布局。这种隐忍与算计，与曹爽集团的张扬形成鲜明对比，揭示了魏晋之际权力斗争中“示弱即强”的生存法则。
吴蜀动向：战略收缩与内部调整
东吴在孙权晚年进入战略保守期。正始八年“徙武昌宫材瓦缮修建业宫”的决策，既体现孙权“以卑宫为美”的务实倾向，也反映其“军事未已，妨损农桑”的现实考量。而“扬声欲入寇”却最终“果不出”的行为，被王基精准预判为“补?支党，还自保护”，揭示了东吴此时“内无贤嗣，中无谋主”的困境——陆逊等名将凋零后，孙权已无力支撑大规模对外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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