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嶷派使者给石勒送礼，请求以黄河为边界划分势力范围，石勒答应了。
梁州刺史周访攻打杜曾，把杜曾打得一败涂地。马俊等人抓住杜曾投降，周访把杜曾斩了，还抓住了荆州刺史第五猗，送到武昌。周访觉得第五猗本来是西晋朝廷任命的，而且挺有声望，就跟王敦说别杀他，王敦不听，还是把第五猗给斩了。最开始，王敦觉得杜曾不好对付，就跟周访说：“要是你抓住杜曾，我就考虑让你当荆州刺史。”结果杜曾死了，王敦却没兑现承诺。王廙在荆州的时候，杀了好多陶侃的手下。皇甫方回因为受陶侃敬重，王廙就怪他不来拜见自己，把他抓起来杀了。这可把当地官员和百姓气坏了，上下都不安宁。皇帝听说了，就征召王廙为散骑常侍，让周访接替他当荆州刺史。王敦忌惮周访的威名，心里不太乐意。从事中郎郭舒劝王敦说：“咱们荆州虽然荒凉破败，但那可是战略要地，不能随便给别人，您自己兼任比较好，让周访当梁州刺史就够了。”王敦觉得有道理，就这么办了。六月丙子日，皇帝下诏给周访加安南将军的称号，其他职务不变。周访气得不行，王敦赶紧写信解释，还送了玉环、玉碗表示诚意。周访直接把这些东西扔地上，说：“我又不是小商贩，能用这些宝贝就哄高兴了？”周访在襄阳，一边种地，一边训练军队，心里暗暗想着要收拾王敦。当地官员有职位空缺，他就先任命补上，然后再上报朝廷。王敦虽然头疼，但也拿他没办法。
魏该被胡寇逼得没办法，从宜阳带着手下南迁到新野，他协助周访讨伐杜曾立了功，被封为顺阳太守。
赵固死了，郭诵留在阳翟驻守，石生多次攻打他，都没打下来。
汉主刘曜在长安修建宗庙、社稷坛，还设立南北郊祭祀的地方。他下诏说：“我们的祖先兴起于北方。光文皇帝（刘渊）建立汉宗庙是为了顺应民心。现在应该改国号，以单于为祖先。大家赶紧讨论，把结果报给我！”大臣们上奏说：“光文皇帝最初被封为卢奴伯，陛下您又在中山称王。中山属于赵地的范围，所以请改国号为赵。”刘曜同意了。还把冒顿和上天配享祭祀，光文皇帝和上帝配享祭祀。
徐龛在济水、泰山一带烧杀抢掠，还攻破了东莞。皇帝问王导，派哪个将领能去收拾徐龛。王导觉得太子左卫率太山羊鉴可以，说羊鉴是徐龛同州的名门望族，肯定能搞定他。羊鉴却坚决推辞，说自己没那个将帅的本事，郗鉴也上表说羊鉴没这能力，不能派他去。但王导不听。秋天八月，朝廷任命羊鉴为征虏将军、征讨都督，让他率领徐州刺史蔡豹、临淮太守刘遐、鲜卑族的段文鸯等人去讨伐徐龛。
【内核解读】
公元319年，正值西晋覆灭、东晋初立的分裂乱世，各方势力在中原大地与江南地区展开了激烈的权力角逐。这一年的历史事件如同一面多棱镜，折射出乱世中政治权谋的残酷、人性的复杂以及时代转型的阵痛。
军事纷争：利益格局的破碎与重构
这一年的军事舞台上，各方势力的冲突不断改写着区域格局。刘遐、徐龛斩杀周抚的战役，看似只是地方势力的交锋，实则暴露了北方流民帅与地方坞堡势力的脆弱联盟——苏峻因遭曹嶷猜忌而南奔东晋，从自保转向依附政权，体现了乱世中个体与小团体的生存困境：要么在夹缝中被吞并，要么主动依附更强者寻求庇护。
祖逖与陈川、石勒的交锋更具代表性。祖逖作为东晋北伐的旗帜性人物，其军事行动本承载着收复中原的希望，但陈川因私怨降石勒、徐龛因论功不公而叛晋，反映出东晋初年军事体系的致命缺陷——缺乏稳定的激励机制与凝聚力。将领们多以个人利益为先，朝廷对地方军事力量的控制力薄弱，导致北伐事业屡屡因内部矛盾功亏一篑。石勒派遣石虎救援陈川、击败祖逖，又在朔方大破鲜卑日六延，展现了其军事扩张的强势，北方逐渐形成石勒势力与汉赵政权对峙的格局。
政治权谋：信任崩塌与政权合法性危机
汉赵政权内部的权力斗争极具戏剧性。石勒遣使献捷本是藩属对宗主国的常规操作，却因曹平乐的谗言引发信任危机，刘曜斩杀王修的举动，不仅彻底撕裂了石勒与汉赵的关系，更暴露了乱世中政治信任的极度匮乏。石勒怒斥“赵王、赵帝，孤自为之”的宣言，标志着其脱离汉赵独立建国的决心，而诛杀曹平乐三族的行为，则是乱世中“以暴制暴”的政治逻辑体现——用极端手段维护权威，却难以建立真正的政治秩序。
东晋朝廷的郊祀争议与皇考之争，看似礼仪之争，实则关乎政权合法性建构。荀组以“汉献帝都许即行郊祀”为由主张在建康立郊丘，本质上是为东晋“偏安江南”寻找历史依据；而“琅邪恭王宜称皇考”的提议被贺循以礼制驳回，则反映了传统礼法在乱世中的残存影响力——即便政权飘摇，士大夫阶层仍试图通过维护礼制来维系统治的正当性。这种“在废墟上重建秩序”的努力，成为东晋政权存续的精神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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