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轨被押到长安，他和他的子弟都被处死。朝廷封安兴贵为右武候大将军、上柱国、凉国公，赏赐丝帛一万段，安修仁为左武候大将军、申国公。
隋末的时候，离石的胡人刘龙儿带着好几万兵马，自称刘王，还立他儿子刘季真为太子。后来虎贲郎将梁德把刘龙儿给杀了。到这会儿，刘季真和他弟弟刘六儿又起兵造反，还拉上刘武周的队伍，攻陷了石州，杀了刺史王俭。刘季真自称突利可汗，封刘六儿为拓定王。刘六儿后来派人向隋朝投降，朝廷下诏封他为岚州总管。
壬午日，朝廷任命秦王李世民为左武候大将军、使持节、凉甘等九州诸军事、凉州总管，他原来的太尉、尚书令、雍州牧、陕东道行台这些官职照旧。还派黄门侍郎杨恭仁去安抚河西地区。
丙戌日，刘武周又攻陷了平遥。
【内核解读】
这段记载生动勾勒出隋末唐初群雄逐鹿的混乱图景，其中的权力博弈、人性挣扎与治理得失，即便放在今天看，仍充满现实启示。
从王世充看“割据者的困局”
王世充的操作堪称“乱世作秀范本”：立宗族、封虚职巩固权力，却任人唯亲（十九位宗族封王）；跑到街头“亲受章表”，声称要“与士庶共评朝政”，甚至设东西朝堂纳冤谏，乍看像“亲民明君”，实则暴露了治理能力的短板——当献策者多到“省览难遍”，他便“不复更出”。这种“形式主义改革”，本质是用表演掩盖统治合法性的缺失。
更致命的是他的性格缺陷：听朝时“言词重复，千端万绪”，连下属都“不胜倦弊”，被劝谏后“默然良久”却改不了。这像极了现实中那些“抓不住重点却沉迷掌控细节”的管理者——看似勤勉，实则用低效消耗团队信任。而他处理“子弟狎妓饮博”时的双标（重罚侄子儿子，放过亲信丘怀义），更暴露了“家天下”的底色：规矩是给别人定的，核心利益圈永远有特权，这种“选择性执法”只会加速内部崩塌。
陆德明与邓晓：乱世里的“气节选择题”
陆德明的“巴豆散拒仕”堪称硬核：宁肯吃泻药装病，面对汉王玄恕的跪拜“竟不与语”。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乱世，他用近乎自虐的方式坚守“不事乱臣”的底线，这种“有所不为”的气节，比任何官职都更有重量——它印证了一个永恒的道理：权力可以强制服从，但永远买不到真正的尊重。
反观邓晓，李轨败亡后“舞蹈称庆”，却被李渊痛斥“不忠于李轨，肯为朕用乎”。这戳中了“投机者的悖论”：当一个人可以为利益背叛旧主，新主也必然会猜忌他的忠诚。李渊的处理看似严苛，实则是对“忠诚”这一政治伦理的维护——乱世可以容忍实力博弈，却难容毫无底线的摇摆。
李轨之败：“地利”不如“人和”的教科书
李轨据河西“山河之固”，却被安兴贵兄弟轻松推翻，核心原因在于“内部瓦解”。安兴贵利用家族“世居凉州，为民夷所附”的根基，先劝降后兵变，甚至喊出“助李轨者夷三族”，瞬间瓦解了李轨的群众基础。这说明：在割据时代，“地理险要”远不如“人心归附”重要。
李轨的反驳“吾据山河之固，彼虽强大，若我何”，像极了那些迷信“壁垒优势”却忽视内部团结的组织——把安全感寄托在外部屏障上，却对身边的隐患视而不见，最终往往败于“肘腋之变”。而李渊对安兴贵兄弟的重赏（封国公、赐万段帛），则是对“精准破局”能力的肯定：比起蛮力强攻，找准对手的内部弱点往往事半功倍。
乱世中的“忠义与无奈”
张善相守伊州“粮尽援兵不至”，城破后“骂世充极口而死”，李渊叹“吾负善相”。这短短几句，道尽了乱世中底层执行者的悲壮：他们用生命践行忠诚，却可能因高层的战略疏忽成为牺牲品。这种“忠诚被辜负”的无奈，在任何时代的权力游戏中都不罕见。
而刘季真兄弟“引刘武周之众陷石州”，又“遣使请降”被封岚州总管，则展现了乱世生存的另一种逻辑：没有永恒的立场，只有永恒的利益。他们像墙头草般摇摆，既是对自身实力的清醒认知，也是弱小时期的生存策略——只是这种策略，终究难成大器。
结语：乱世的本质是“规则重构”
这段历史最鲜活的地方，在于它展现了“旧秩序崩塌、新秩序未立”时的混沌：有人坚守气节（陆德明），有人钻营投机（邓晓），有人用力表演却暴露无能（王世充），有人精准布局终成赢家（李渊集团）。
说到底，乱世拼的从来不是“谁的口号更响亮”，而是“谁能建立更稳定的利益分配机制”“谁能凝聚更多人的信任”。李渊能最终胜出，或许就在于他既懂得用重赏激励安兴贵这样的“破局者”，也懂得用“诛邓晓”维护政治伦理，更懂得让李世民这样的核心力量持续扩张——这些看似零散的决策，实则指向了“秩序重建”的核心：既要有打破旧格局的魄力，也要有构建新格局的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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