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呢，皇上知道突厥内部乱套了，已经罩不住梁师都，就写信劝他识相点，结果梁师都不听。皇上就派夏州都督长史刘旻和司马刘兰成去收拾他。刘旻他们隔三岔五就派轻骑兵去踩梁师都那边的庄稼，还各种用反间计，离间人家君臣关系，这梁师都的地盘就越来越虚，投降过来的人一个接一个。他手下名将李正宝等人打算抓住梁师都，结果事情败露，就跑来投奔这边了，从此梁师都那边上下更加互相猜疑。刘旻他们觉得这时候可以动手了，就上表请求派兵。皇上派右卫大将军柴绍、殿中少监薛万均去攻打，又让刘旻等人占据朔方东城来施压。梁师都带着突厥兵到城下，刘兰成却偃旗息鼓不出来。梁师都夜里想偷偷溜走，刘兰成追上去，把他打败了。突厥派大军来救梁师都，柴绍等人离朔方还有几十里的时候，和突厥碰上了，一顿猛揍，把突厥打得大败，接着就包围了朔方。突厥不敢救了，城里粮食也吃光了。壬寅日，梁师都堂弟梁洛仁杀了梁师都，献城投降，这块地方就成了夏州。
太常少卿祖孝孙觉得梁、陈的音乐带很多吴、楚风格，周、齐的音乐又多是胡、夷风格，于是综合南北特色，参照古代音律，搞出了《唐雅乐》，总共有八十四调、三十一曲、十二和。皇上下令协律郎张文收和祖孝孙一起修订。六月乙酉日，祖孝孙等人献上了新乐。皇上说：“礼乐这东西，就是圣人根据人的情感来搞教育的，国家兴衰，难道跟这有关系吗？”御史大夫杜淹说：“齐快亡国的时候，搞出《伴侣曲》，陈快完蛋的时候，弄了《玉树后庭花》，那声音听起来老哀愁了，路人听了都想哭，怎么能说国家兴衰和音乐没关系呢！”皇上说：“不是这样的。音乐能影响人，开心的人听了高兴，忧愁的人听了悲伤，这悲喜在人心，又不是音乐决定的。国家要亡了，老百姓肯定愁苦，所以听音乐才会悲伤。现在这两首曲子都还在，我给你演奏一下，你会悲伤吗？”右丞魏征说：“古人就讲‘礼呀礼呀，难道只是指玉帛这些东西吗！乐呀乐呀，难道只是说钟鼓这些玩意儿吗！’音乐关键在于人和，而不是声音本身。”
司马光说：“我听说垂这个人能用眼睛确定方圆，用心感知曲直，但他没办法直接教会别人，能教给人的，也就是规矩罢了。圣人不用努力就能做得恰到好处，不用思考就能领悟真谛，但没办法直接传给别人，能传给别人的，一定是礼乐。礼，是圣人的行为准则；乐，是圣人的精神愉悦。圣人践行中正之道，享受和平之乐，又想和天下人共享，流传百世，所以才创作礼乐。就像工匠拿着垂的规矩去制作器具，这也是垂的功劳；君王拿着五帝、三王的礼乐在世上推行，这也是五帝、三王的治世之功。五帝、三王已经离世很久了，后人看到他们的礼，就知道他们的行为准则，听到他们的乐，就知道他们的精神愉悦，清清楚楚好像他们还活在世上一样。这难道不是礼乐的功劳吗？礼乐有根本，有形式：中和，是根本；声音容貌，是形式；二者缺一不可。先王坚守礼乐的根本，一刻也不离开内心，践行礼乐的形式，一刻也不远离自身。从家庭开始兴起，在朝廷彰显，传播到乡里邻里，遍及诸侯，流行于四海，从祭祀、军事到饮食起居，没有不在礼乐之中的；像这样持续几十年上百年，然后教化才能周全，凤凰才会飞来。要是没有根本只有形式，今天实行明天就丢一边，想靠这个移风易俗，那可太难了。所以汉武帝设置协律官，歌颂天降祥瑞，不是不美好，可还是免不了下哀痛的诏书。王莽设立羲和官，研究音律，不是不精细，却救不了渐台的灾祸。晋武帝制定笛尺，调试金石乐器，不是不详尽，却消除不了平阳的灾难。梁武帝设立四器，调试八音，不是不明白，还是避免不了台城受辱。那么韶、夏、濩、武这些古乐，都还存在世上，如果其他方面配不上，连一个人都感化不了，何况天下人呢！这就好比拿着垂的规矩，却没有工匠和材料，干坐着等器具做成，根本不可能。更何况齐、陈那些昏庸淫乱的君主，亡国之音，在朝廷短暂演奏，怎么能改变整个时代的哀乐呢！而太宗居然说国家兴衰和音乐没关系，怎么能这么轻易发言，还坚决否定圣人的观点呢！
礼可不只是表面的仪式，但没有仪式，礼也没办法实行。乐也不只是声音，但没有声音，乐也没办法展现。就好比山，拿一土一石说这就是山，那不行，但要是土石都没了，山又在哪儿呢！所以说：‘没有根本就立不起来，没有形式就行不通。’怎么能因为齐、陈的音乐在当今不灵验，就说音乐对国家治乱没帮助呢，这跟看到一块小石头就轻视泰山有啥区别！要是真像这么说，那五帝、三皇创作音乐不都成瞎搞了嘛。君子对于自己不懂的东西，最好还是存疑。真可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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