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百济西部有个叫黑齿常之的人，身高七尺多，又勇猛又有谋略，在百济担任达率兼郡将，相当于咱们唐朝的刺史。苏定方攻克百济后，黑齿常之带着部下跟着众人投降。苏定方抓走了百济的国王和太子，还纵容士兵抢劫，很多年轻人都死了。黑齿常之害怕，就和十几个手下逃回自己的地盘，收集逃亡离散的人，占据任存山，修建栅栏巩固防守。一个月左右，就有三万多人来归附他。苏定方派兵攻打，黑齿常之抵抗，唐军没占到便宜。黑齿常之又夺回二百多座城，苏定方攻不下来就回去了。黑齿常之和别部将领沙吒相如各自占据险要之地响应福信，百济战败后，他们都带着部众投降了。刘仁轨让黑齿常之、沙吒相如各自带领自己的部众去攻打任存城，还提供粮草兵器帮助他们。孙仁师说：“这些人心肠像野兽一样，怎么能相信他们！”刘仁轨说：“我看这两个人又忠诚又勇敢，还很有谋略，讲究信用，重视义气。之前他们没遇到明主，现在正是他们感恩图报、效力立功的时候，不用怀疑他们。”于是给他们粮草兵器，还分兵跟着他们，攻下了任存城，迟受信扔下妻子儿女，逃到高丽去了。
皇上下诏让刘仁轨带兵镇守百济，召回孙仁师、刘仁愿。百济经过战火，家家户户都破败不堪，野外到处都是尸体。刘仁轨开始让人掩埋尸骨，登记户口，整治村落，任命官员，打通道路，修建桥梁，修补堤坝，恢复池塘，督促百姓耕种养蚕，救济贫困的人，赡养孤寡老人，建立唐朝的社稷坛，颁布唐朝的历法和皇室名讳。百济人特别高兴，全国上下都安心地从事自己的本业。然后刘仁轨又组织屯田，储备干粮，训练士兵，准备对付高丽。
刘仁愿回到京城，皇上问他：“你在海东的时候，前后上奏的事情，都很符合实际情况，而且条理清晰。你本来是个武将，怎么能做到这样呢？”刘仁愿说：“这都是刘仁轨做的，我可比不上他。”皇上很高兴，给刘仁轨连升六级，正式任命他为带方州刺史，还在长安给他修建府邸，重重赏赐他的妻子儿女，派使者带着诏书去慰问勉励他。上官仪说：“刘仁轨被降职后还能尽忠职守，刘仁愿手握兵权却能推举贤才，他们都称得上是君子啊。”
冬天十月辛巳初一，皇上下诏让太子每隔五天在光顺门内处理各部门上奏的事情，小事都让太子直接决定。
十二月庚子日，皇上下诏更改来年的年号。
壬寅日，任命安西都护高贤为行军总管，带兵攻打弓月，救援于阗。
这一年，大食攻打波斯和拂菻，把它们打败了；又向南侵犯婆罗门，吞并了各个胡人部落，能作战的兵力达到四十多万。
【内核解读】
龙朔三年（公元663年）是唐高宗时期的关键一年，这段史料浓缩了唐朝在政治反腐、边疆治理、军事格局、战后重建等维度的重要实践，既体现了盛唐的制度韧性与军事优势，也暴露了权力运行中的隐患，对理解唐代东亚霸权确立与边疆治理逻辑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政治：腐败权臣的倒台与皇权的微妙平衡
李义府案是本年最具代表性的政治事件，其兴衰折射出高宗朝权力结构的特点：
--腐败的典型性：李义府凭借“中宫（武则天）之势”专权卖官，甚至在皇帝当面警告时，不仅不认错反而质问“谁告陛下”，这种“恃宠而骄”的姿态，本质是早期“后权”与“相权”绑定后的膨胀。他为“厌狱气”聚敛钱财、居丧期间窥伺“灾眚”（暗含谋逆嫌疑），则触碰了皇权的核心底线——对统治秩序的潜在威胁。
--皇权的惩戒与警示：高宗虽起初为李义府“掩覆”，但在其拒不悔改、罪证确凿后，果断下令彻查（还派司空李积监审，确保权威性），最终将其全家流放，“朝野莫不称庆”。这一处理既清除了腐败权臣，也向朝野传递了“即便是‘后党’，也不可逾越皇权红线”的信号，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官僚体系的秩序。
--官僚监督的早期形态：右金吾仓曹参军杨行颖的告发、民间流传的“破铜山大贼李义府”露布，反映出当时既有基层官员对权贵的监督，也有民间舆论对腐败的批判，这种“上下联动”的监督模式，为唐朝后期监察制度的完善提供了实践参照。
军事：东亚霸权确立与边疆防御的双重突破
本年的两场关键军事行动——白江口之战、对吐蕃与吐谷浑冲突的应对，直接塑造了当时的东亚与西北边疆格局：
--白江口之战：奠定东亚千年秩序基础
这是唐朝与倭国（日本）首次大规模正面交锋，唐军的胜利具有决定性意义：
战术与战略的胜利：刘仁轨力排众议，放弃“易攻但非核心”的加林城，直指百济巢穴周留城，体现“除恶务本”的战略眼光；水军与陆军协同，在白江口“四战皆捷”，焚毁倭船四百艘“烟炎灼天，海水皆赤”，彻底摧毁百济与倭国的抵抗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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