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家族离散
民国十五年，春深。
北平前门外的柳絮飘得正凶，一团团，一簇簇，像下着暖昧的雪。沈记饽饽铺的玻璃柜子上蒙了薄薄一层白，嘉禾拿着抹布，一遍遍地擦。十岁的孩子，胳膊还不够长，踮着脚才够到柜子顶。
“别擦了，擦不完的。”沈德昌从灶间出来，手里端着刚出锅的豌豆黄。七十四岁的老爷子，背驼得更厉害了，但手上的活儿依旧利索。他把豌豆黄一块块切好，码进柜子里，黄澄澄的，在昏暗的铺子里泛着光。
铺子里没什么客人。下午三点，是一天里最清闲的时候。建国在里屋写作业，念书声断断续续地传出来：“北冥有鱼，其名为鲲……”
“你哥念的什么？”沈德昌问。
“庄子，”嘉禾说，“逍遥游。”
沈德昌点点头，没说话。他不懂庄子，只知道儿子念的是书，是学问。有学问好，有学问就能跳出这个饽饽铺，不用像他一样，一辈子围着灶台转。
正想着，门帘被掀开了。不是客人，是沈德盛——沈德昌的亲弟弟，小他十二岁。
“哥。”沈德盛喊了一声，声音有些哑。
沈德昌抬起头，愣住了。弟弟穿了一身灰布学生装，剪了短发，戴着一副圆眼镜，整个人看起来精神，却也陌生。他们兄弟俩有半年没见了，上次见还是去年中秋。
“德盛？你怎么来了？”沈德昌放下手里的活，“快进来坐。”
沈德盛没坐，站在铺子中间，环顾四周。玻璃柜子，木头柜台，墙上贴着的价目表，还有角落里那台老旧的收音机——那是沈德昌去年咬牙买的，为了听新闻。
“哥，我要走了。”沈德盛说。
沈德昌手里的抹布掉在地上：“走？去哪儿？”
“广州。”沈德盛的声音很平静，但眼睛里闪着光，“参加革命。”
“革命”两个字像锤子一样砸在沈德昌心上。他想起前些天收音机里说的，南边在闹革命，孙文的人在广州建立了政府，要北伐，要打倒军阀。他没太听懂，只知道那是在打仗，要死人的。
“你……你要去打仗？”沈德昌的声音发颤。
“不是打仗，是革命。”沈德盛纠正他，“为了建设一个新的中国，一个民主、自由、富强的中国。”
沈德昌听不懂这些词。他只知道，弟弟是个读书人，在北平的大学里教书，好好的工作不做，为什么要去南边冒那个险？
“德盛，你听哥说，”沈德昌抓住弟弟的胳膊，“革命是别人的事，咱们老百姓，好好过日子就行。你教书，挣工资，娶媳妇，生孩子，这才是正理。”
沈德盛摇摇头，笑了，笑得有些悲凉：“哥，你就是太老实了。这世道，能让你好好过日子吗？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外国人在咱们的土地上耀武扬威。不革命，不改变，咱们的子子孙孙，都得过这种苦日子。”
沈德昌不说话了。他想起静婉，想起她临终前说的话：“这世道，什么时候才能太平？”静婉没等到太平，她走了，留下他和四个孩子，在这个乱世里挣扎。
“你嫂子要是还在，也不会让你去。”沈德昌说。
提到静婉，沈德盛沉默了。他摘下眼镜，擦了擦，又戴上：“嫂子是个明白人。她要是知道我去革命，会理解的。”
“理解什么？”沈德昌忽然有些生气，“理解你去送死？”
“不是送死，是牺牲。”沈德盛说，“为了理想，为了未来，牺牲是值得的。”
兄弟俩僵持着。铺子里很安静，只有建国念书的声音，还有外面街上隐隐约约的叫卖声。
嘉禾站在柜台后，看着叔叔。他喜欢叔叔，叔叔每次来，都会给他带书，带新奇的玩意儿。叔叔会讲很多他听不懂的道理，讲国家，讲民族，讲未来。那些话，爹从不讲，爹只讲怎么择菜，怎么和面，怎么把点心做好。
“叔，”嘉禾小声问，“广州远吗？”
沈德盛转过头，看着侄子：“远，在南方，离北平几千里。”
“那儿……有点心吗？”
沈德盛笑了：“有，但跟咱们这儿的不一样。广州的点心甜，精致，花样多。等叔到了，给你寄一些回来尝尝。”
嘉禾点点头，眼睛亮亮的。
沈德昌叹了口气。他知道，劝不住了。弟弟从小就有主意，认准的事，十头牛也拉不回来。
“什么时候走？”他问。
“后天。”沈德盛说，“从天津坐船，先到上海，再到广州。”
“这么急？”
“嗯，组织上安排的。”沈德盛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递给沈德昌，“哥，这个你收着。”
沈德昌打开，里面是几块大洋，还有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对年轻夫妇，男的穿着长衫，女的穿着旗袍，怀里抱着个婴儿。
“这是……”沈德昌认出来了，是爹娘。照片很旧了，边角都磨损了。
“咱家唯一的一张全家福，”沈德盛说，“我翻拍的。你留一张，我带走一张。万一……万一我回不来，也算有个念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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