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公私合营
一
腊月里的北京，哈气成霜。
沈嘉禾推开“沈记饭店”那扇斑驳的木门时，铜铃发出沉闷的响声，不像往日那般清脆。他搓了搓冻得发红的手，目光扫过空荡荡的八张方桌——此刻本该是早市最热闹的时候。
“掌柜的，来碗豆汁儿！”门口探进个戴毡帽的脑袋，见店里冷清，又缩了回去，“哟，还没生火呢？”
“对不住您，今儿……”嘉禾话没说完，人已经走了。
他叹了口气，转身进了后厨。灶台是冷的，铁锅倒扣在案板上，那把祖传的铜炒勺静静挂在墙头，勺面被三代人的手磨得锃亮，此刻却蒙了层薄灰。
“哥，区里开会的人快到了。”
沈建国从门外进来，棉袄肩膀上落着雪沫子。他比嘉禾小十二岁，却显得更老成些，国字脸上两道深纹像是用刀刻出来的。
“知道了。”嘉禾往炉膛里塞了把柴，“静婉呢？”
“奶奶在楼上收拾账本呢。”建国压低声音，“昨儿一宿没睡，我听见她屋里算盘响到后半夜。”
嘉禾没接话，蹲下身吹火。火星子溅到手背上，他也没觉出疼。
“沈记饭店”的招牌，在鲜鱼口挂了四十三年。光绪年间，嘉禾的祖父沈德福从御膳房出来，用全部积蓄盘下这间铺面，专做宫廷小吃。传到父亲沈怀远手上时，已经成了前门一带响当当的字号。民国二十六年，怀远病逝，十九岁的嘉禾接过炒勺，那年北平沦陷，他守着店，日本人来收“保护费”，他把刀剁在案板上说：“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现在是一九五六年一月。新公私合营工作队进驻鲜鱼口已经三个月，这条街上十二家私营饭馆，十一家已经签了协议书。
只剩“沈记”了。
二
楼上传来咳嗽声。
静婉扶着楼梯慢慢下来，她今天特意穿了那件墨绿色的缎面棉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发髻上插着丈夫生前送她的白玉簪子。七十一岁的人，腰杆挺得笔直，只是下到最后两级台阶时，脚步有些晃。
“奶奶。”嘉禾要去扶。
“不用。”静婉摆摆手，在临窗的桌子旁坐下，从怀里掏出个蓝布包，“账本都在这儿了。四十三年的流水，一笔没差。”
蓝布摊开，里面是五本线装册子，纸张已经泛黄。最上面那本的扉页上，是沈德福工工整整的小楷：“光绪二十九年腊月初八，沈记开张。德福记。”
“您这是……”嘉禾心里一紧。
“待会儿给公家的人看看。”静婉的手指抚过那些字迹，像是抚过时间的脊背，“沈家三代，没做过昧心生意。民国二十一年发大水，咱家舍了三天的粥；四八年围城，地窖里藏的三百斤白面，一半都赊给了街坊。这些，账上都有。”
门外传来脚步声。
三个人同时抬起头。进来的是区商业科的王科长，三十来岁，中山装的口袋里别着两支钢笔。他身后跟着个戴眼镜的年轻姑娘，抱着个公文包。
“沈掌柜，又打扰了。”王科长笑得客气，眼角却有藏不住的疲惫。这三个月，他往“沈记”跑了不下十趟。
“王同志请坐。”嘉禾示意建国倒茶。
“不忙不忙。”王科长从姑娘手里接过一份文件，“今天来，主要是把合营的具体政策再跟您交代一下。您看，这条街上‘全聚德’、‘都一处’都签了，咱们‘沈记’……”
“王同志。”静婉突然开口，声音不大，却让所有人都停下了动作，“您跟我说句实话，合营之后，这饭馆还是不是沈家的？”
屋里静了几秒。
王科长扶了扶眼镜：“沈老太太，新中国没有‘谁的’这种说法。饭店合营后属于国家，属于全体人民。您家可以拿定息，沈师傅可以继续当厨师，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定息有多少？”建国问。
“按照资产评估，您家饭店估值两千四百元，年息五厘，每年一百二十元，分季度发放。”年轻姑娘翻开笔记本，“另外，沈嘉禾师傅如果愿意留在饭店工作，可以评定为八级厨师，月工资四十八元五角。”
建国在心里飞快地算着。过去“沈记”生意好的时候，一个月净利能有七八十元，但这两年每况愈下，上个月只挣了二十来块。四十八元五角的固定工资，确实不算少。
“那……店里其他伙计呢？”嘉禾想起跟他干了十年的墩子老李，还有跑堂的小顺子。
“愿意留下的，经过考核可以转为国营职工。不愿意的，按工龄发放遣散费。”王科长说，“沈师傅，您知道，这是大势所趋。社会主义改造是为了让所有人都过上好日子，您家这手艺，不应该只服务少数人，应该让老百姓都能尝到。”
静婉缓缓站起身，走到墙边。那里挂着沈怀远的遗像，照片里的男人穿着长衫，笑容温和。相框下面，是个紫檀木盒子。
她打开盒子，取出一个油纸包。纸包已经脆了，解开时发出轻微的碎裂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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