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后的蒋司令感觉自己大意了，于是，1931年4月1日，蒋司令调集20万人由何应钦率领发动第二次“围剿”，不剿灭红军他誓不罢休。
与第一次“围剿”相比，除兵力增到2倍，20比4，即5个打1个。重点改变战法，“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每天只推进5里、10里，战中暂停修筑工事，加上还乡团搞民团善后的文化围剿，要看毛先生如何对付？
毛先生善依旧想采用他善用的游击战术，四个字来形容，叫“敌进我退”；一个字：“跑”，也就是走。然而当时的红军内部形势发生了变化：项英从苏联回国，成了毛先生的上级。
项英真正工人出身，被斯大林接见过，只不过不大懂得军事指挥，作战依旧归毛先生指挥。
当时项英回来，任弼时、王稼祥和顾作霖组成的中央代表团也到达中央根据地，立即召开中央代表团会议，在会议上基本肯定了毛先生的工作，这个“肯定”的真实用意是在提醒毛先生，我们是你毛先生的上级！
此时队伍里有人主张分兵退敌，也有人明知项英作战不如毛先生，还是站出来表态：中央代表团地位比毛先生高。项英根据中央的指示，主张红军跑到根据地外去。
毛先生反对这两种错误主张。当时除了朱德、谭震林等人，其他人有谁会想到，或愿意接受毛先生的主张。
在这样的情况下，毛先生不想和中央代表团过多争论浪费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的作战时机，向任弼时提议扩大会议范围来讨论此事，可喜的是得到任弼时的同意，和多年跟着毛先生打过胜仗的基层，他们大多数支持毛先生的战法。
接下来讨论先打哪一部分敌人，毛先生主张应先打弱敌王金钰部。任弼时和毛先生的关系类似于师生，很仰慕毛先生的人品和作战指挥才能，按理说任弼时不会反对毛先生，但作为代表团的领导，要传达、执行以王明、博古为首的中央的指示，所以他起草批评毛先生的“狭隘经验论”的文件向中央交差，但他的内心深处还是向着毛先生，从来没有想过要夺毛先生的军权。
毛先生对此心知肚明，就把工作重点放在了说服负责军事的王稼祥上面。毛先生把自己的作战经验写成一副对联送给王稼祥，对联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王稼祥看过毛先生的对联后非常佩服，转而大力支持毛先生。
项英和顾作霖依然反对毛先生，任弼时认为毛先生“有独特见解，有才干”。就这样，毛先生在扩大会议上获得了支持，于是，当即下令消灭王金钰部。
为消灭王金钰，毛先生带领3万多红军隐蔽在山区一直等了25天，毛先生见王金钰部出来了，指挥红军巧妙穿插敌人后路。
王金钰部毫无准备，在一片混乱中师的大部被歼灭，一个旅长也被乘胜追击的红军歼灭。接着，毛先生、朱德指挥红军横扫700余里，歼敌3万余人，并缴获大量物资。
蒋司令的第二次“围剿”又告失败。蒋司令软禁了胡汉民，汪精卫由此找到和蒋司令算账的理由。
敏锐的毛先生估计蒋司令可能要先对付两广的对手，把红军分散在各地筹集给养和款项。
没想到蒋司令突然发动了第三次“围剿”，自任“围剿”总司令，随带英、日、德军事顾问，率兵30万，依仗10倍于红军的兵力，采用“长驱直入”战术，分三路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企图把红军主力压迫到赣江东岸并分路“围剿”。史称第三次“围剿”。
蒋司令要对付广东军阀，干脆先打离他最近的毛先生，再打汪精卫。蒋司令调集30万兵力亲赴江西指挥，要和毛先生在战场上较量。
毛先生对敌作战的办法是“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然而红军已分散在各地筹集给养和款项，老蒋10倍于己来势汹汹。在短时间内也无法集中起来，毛先生左思右想，赶紧集中主力先跑回根据地内部。
指挥部队绕了一个大圈，躲过敌军进攻的锋芒，毛先生想：跑快了，敌人分兵追击；跑慢了，直接被敌人包了饺子，更惨！难就难在跑的时机非常难把握，在瞬息万变的形势下，面对强敌压境的形势，毛先生、朱德在“诱敌深入”的方针指导下“避敌主力，打其虚弱”。
毛先生处境非常危险：三面受敌，一面是赣江。中间只有20千米的空隙可以穿过。毛先生领导少量部队伪装为主力，佯装向赣江方向出动来吸引敌人，主力趁着茫茫黑夜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刚逃出包围圈，敌人又扑上来，毛先生让谭震林带一小股兵力继续向东引开敌人，主力秘密西进。毛先生从10公里的窄缝中穿过去，还是跳出了包围圈。这次更惊险啊！
谭震林部边走边扔手榴弹，为节省子弹，在汽油桶里放鞭炮。一路翻山越岭，拖得敌人很狼狈，非战斗减员多达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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