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孟小冬说的不错。厉麟似得到国际联盟的支持，其所创办的景星学社既非政府官方机构，也非国际联盟附属文化机构。我想蒋司令以及国字号反动当局还不至于拿这样一个文化组织下手。”王至诚没有回避。
1931年，迁回中国后的景星学社，已从一个专门繁荣汉学研究的学术组织，发展成为一个弘扬中华文化与引进国外先进文化并重的中西文化研究、教育交流的国际学术机构。值得注意的是，，景星学社是一个非政府国际文教组织。
孟小冬问：“除了您和梅先生，还有谁参加？”
王至诚说：“厉麟似、厉绥之、厉尔康、厉良玉、卫礼贤、黄炎培、蔡元培、沈钧儒、邹韬奋、胡适 、方东美、朱家骅、钱均夫、吕思勉、陈寅恪 、陶行知 、程天放、蒋梦麟、陈鹤琴、张伯苓、罗家伦、傅斯年、孙科、梁实秋、戴季陶、蒋百里、林语堂、田汉、张大千、金岳霖、徐志摩 、郁达夫、郑振铎、于右任、徐悲鸿等。”
“均是国内外知名学者或大家，好多是厉麟似的亲眷、好友或同学。”孟小冬担心地说，“也不乏共字号和爱国进步分子。我想蒋司令不会介意吧。”
王至诚说：“但也不乏国字号啊！景星学社的创始人厉麟似在留德期间结识了伍豪、朱德，伍豪称之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一面旗帜。厉麟似的好友蔡元培称之贯通中西文化之第一名社。厉麟似的哥哥厉尔康是陈祖燕的义兄，陈诚的老师。梅兰芳是厉麟似好友，毛先生、伍豪也关注着梅兰芳先生。”
孟小冬说：“梅先生被推到风头浪尖的公众人物，他的安全令人担忧啊！”
“看得出你们还是有感情的。”王至诚见孟小冬没有表态，接着说：“景星学社迁回中国，除了国际联盟的支持，还有南京国民政府的支持，在教育部和国立中央大学都有景星学社的社址。名誉主席蔡元培也是蒋司令的部下，顾问是德、奥、瑞、英、法、美六国驻华公使和国际联盟文化合作组织代表。”
蒋司令自知在文化围剿方面与中共毛先生、伍豪反文化围剿的差距，但迫于国内外的压力，又不想让国字号内部汪精卫之流的拿捏，借势滋事，还是极力克制，给别人一线生机。比如给王天培平反昭雪。
当时徐州失守，蒋司令感到无法向中国国民交待，乃将自己因估计错误、指挥失当所致的战败责任，让王天培充当了他“替罪的羔羊”。蒋司令于8月13日通电下野之前，急电王天培赴南京面商机要。
尽管王天培的幕僚识破了蒋司令的奸计，一再劝阻，如果非去不可，有人建议带一个师的人马相随保护。但性情憨厚的王天培认为蒋司令绝不会动他，还是中了蒋司令的圈套。
8月9日，王天培到南京铁汤池丁家花园去拜见蒋司令，但蒋司令以忙为由拒绝会见。次日，蒋司令以王天培擅自撤退、克扣军饷、进攻徐州不利、贻误战机等罪名逮捕。回浙江奉化老家之前，以“送王将军去西湖疗养”为名交代好，让部下把王天培押送到杭州市浙江省防指挥部秘密处死。
孟小冬说：“还记得王天培吗？”
“记得。”
“一位曾为蒋司令立下赫赫战功的将领，却被蒋司令杀害了。”“也不尽然。”王至诚想告诉她，“当时蒋司令下野回了老家奉化。”
“他有亲信的。”
“蒋司令为何要杀死王天培呢？”
“路人皆知啊！”孟小冬说，“王天培是黔军，非蒋的嫡系，又非黄埔出身。蒋司令早有排除异己之心。当初王天培的军队打到山东泰安时，队伍扩大9万人，连张宗昌部曾有反戈归附之心。蒋司令担心王部人多势众，拥兵自重，无法控制。这是其一。
蒋司令指挥徐州战役失误，败得很惨，为‘北伐战争中最孱弱的一次溃败’。责难纷纷而来，李宗仁、白崇禧之攻击为甚。蒋司令感到压力太大，想推卸责任，找一个冤大头。这是其二。”
可怜这位在武昌起义、护国运动、护法运动、北伐战争中的有功之臣，蒋司令没有怜借这位“替罪羊”，而是让他做了“冤死鬼”。子弹从他的左后脑穿过，由前右脑斜出，脑浆迸出，鲜血四溢，颇有“肝脑涂地”之状，甚是悲惨！
1931年5月28日，广州国民政府成立之日，正是蒋司令发动第三次围剿前夕，汪精卫出任主席。第三次围剿前线鏖战正急，汪精卫、孙科、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等人，于8月5日召开会议，闪烁其辞地说王天培的死乃“有人妒贤嫉能，谗言惑上。”承认王天培“蒙冤受害”，并表示“悼惜良涕”。为王天培下了昭雪令：“军长王天培着军事委员会从优议恤，以刻忠烈，而示来兹此令。”旋即军事委员会议决，表彰王天培“忠勇双全，夙娴韬略，历着当勋。”追授王天培为陆军上将，照陆军上将阵亡例怃，“给恤其家属二十年，每年领洋八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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