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的北京，春天来得有些迟疑，步履蹒跚。
三月末的风，依旧带着冬日残留的、刀子般的锐利。
但阳光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渐渐饱满起来的、带着暖意的金黄色落在观澜大厦那光洁如镜的玻璃幕墙上时，整栋建筑仿佛被瞬间点燃，折射出无数道跳跃闪烁的光棱，像一座巨大的、由光线构筑的棱镜，宣告着某种崭新的开始。
观澜大厦，这座二十八层高的建筑，已然封顶。
它像一座沉默的、突然从地平线隆起的高山，矗立在这片尚且以五六层老旧楼房为主的区域里，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姿态，改写着城市的天际线。
陈万驰每天早晨走进这栋由他们亲手建造起来的大楼时，偶尔还会产生一种不真切的恍惚感——这真的是他们盖起来的楼吗？
“观澜”这两个字，第一次以如此具象、如此巍峨的方式，被深深镌刻在北京的天空之下。
他在这栋大楼里，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办公室，在十九层。
这个楼层并非他自己选的。他原本极力争取，想把办公室设在林观潮那一间的隔壁，最好是紧挨着，中间最好还能打通一扇方便来往的门，就像他们在槐园家里的布局一样。
但林观潮没有同意。
她的理由清晰而冷静：“你是观澜地产的总经理，不是我的随行助理。你需要有独立的空间，建立自己的权威和气场。这是公司治理的基本要求。”
他听她的。他几乎总是听她的。从七年前在那个烟熏火燎的羊肉串摊子前相遇开始，似乎就成了习惯。
于是，他的办公室定在了十九层东侧，而林观潮的办公室在二十层西侧。
物理上，隔着一层厚厚的楼板；时光上，隔着他们共同走过的、充满汗水与挣扎的整整七年。
助理小周第一次见到陈万驰，是在1997年4月7日。
这个日期他记得异常清晰，因为那天北京遭遇了入春以来最猛烈的一场沙尘暴。
天空不再是熟悉的蓝，而是变成了一种浑浊的、如同存放了数十年的陈旧琥珀般的昏黄色。
他刚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不到八个月，怀揣着那份被三家心仪单位拒绝后、终于被观澜地产录用的简历。
他站在观澜大厦气派的旋转玻璃门外，白衬衫领口里灌满了沙尘，整个人狼狈得像一棵刚从泥土里拔出来、还来不及抖落干净根须的小葱。
面试他的人是陈万驰。
这个场景，小周后来无数次向要好的同学描述过：一个穿着剪裁合体但似乎仍与身形有些微妙不服帖的深灰色西装、身形魁梧健硕的男人，坐在宽大的会议桌对面。他身后，是巨大的落地窗，窗外是漫天翻卷的、令人窒息的黄沙。
陈万驰手里捏着那份薄薄的简历，低着头，看了很久，久到小周几乎要以为自己的简历出了什么致命错误。
然后，陈万驰抬起头，目光直接而带着审视，问出的第一个问题却出乎意料：“你是人大的？”
小周连忙点头，带着初出茅庐的紧张与恭敬：“是，财政金融学院，1996届毕业生。”
“林总——”陈万驰顿了顿，似乎下意识想用一个更随意的称呼，但很快修正过来，语气变得正式，“是你师姐。”
小周愣了一下，迅速反应过来，语气带着对杰出校友的自然敬意：“是，林总比我高八届，是我们学院非常有名的杰出校友。”
“杰出校友。”陈万驰低声重复了一遍这个词，嘴角几不可察地动了一下。
那表情复杂难辨，不像是笑，也并非不悦，更像是一种咀嚼着某种滋味的沉吟。
他又低下头，手指粗糙的指腹摩挲着简历的纸张边缘，把那份只有一页纸的简历，从第一行的姓名性别，翻到最后一行的自我评价，再从最后一行，慢吞吞地翻回第一行，仿佛那上面藏着什么需要反复确认的密码。
“英语六级。”他忽然又抬起头，目光锐利，“口语怎么样？”
“还、还行，”小周被这跳跃的提问弄得有些措手不及，努力保持着镇定，“日常交流……应该没问题。”
“单词呢？”陈万驰追问，语气近乎执着，“背得多吗？”
小周彻底茫然了。
他应聘的是项目助理岗位，职位描述里写的是“协助处理项目文档、对接合作方、跟进会议纪要”，没有一个字提及需要考核词汇量。
但他还是老老实实地、甚至带点展示意味地回答：“大学时为了出国，考过GRE，词汇量大概……在一万二左右。”
陈万驰点了点头，脸上没什么表情，但眼神深处似乎掠过一丝极淡的、难以捕捉的满意。
他把简历轻轻放在桌面上，抬起眼，用一种近乎郑重的、不像面试官反而像提出请求的语气说：
“那你以后，有空多教教我。”
小周在入职很久以后，才慢慢回过味来。
那一天，陈万驰看似随意的每一个问题，其实都不是在面试他这个小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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