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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 年（一）
每个人的童年都是不一样的，美好的童年，往往是易忘的。而我的童年却十分的苦涩，回忆起来记忆犹新，至今难忘。我出生在一个农民的家庭，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恰逢三年自然灾害，整个国家物质都异常匮乏。我生活的地区，原属于S县的红旗公社，后因区划调整，又划给了NH市。可以说，这个地区从解放以来，一直极度的贫穷。记得我们生产队，很多成年男人都找不到对象，成不了家，光棍特多。究其原因有三。
第一、我们家的南边2公里处就是瓦埠湖，而瓦埠湖像个月牙一样，我们的家就住在月牙湾里，被长约20公里，宽3-4公里的水面包围着。如遇那年雨水稍大点，我们的庄稼就会被洪水淹掉、冲走，导致颗粒不收。雨水少的年份，就是旱灾，当时水利设施极不完善，几乎年年有灾。生活在这个区域的人们，可以说既不得天时，也不得地利，湖的对面就是S县地界了。在这方圆近100平方公里的地方，女孩子成人后，父母都愿托亲找友，将女孩子嫁到20公里外的北方HN市，多数嫁到了HN市郊区的蔬菜队，生活条件相对我们农村，要好的多。也有少数嫁给了HN市煤矿的掏煤工人。我的姐姐是一名小学的代课教师，也经姑姑家的表姐介绍，嫁给了HN市煤矿井上技术工人，工作没有危险，但收入不高。我们这里有句顺口溜，宁愿向北走一千，也不向南走一天，说的是北方比南方好。
第二、这个地区很偏僻，交通不方便，要想到县城办事，需要步行6—7公里，方可坐上公共汽车。人均土地面积少，且不肥沃，还年年有灾，经济极不发达，一个字穷，能吃饱饭的家庭不多。
第三、这里实在是太封闭了，人们的思想顽固，观念陈旧，读书人少，明理的更少，且惰性强等。每年冬天农闲时，打牌赌钱的人多，因为没有什么其他的娱乐活动，生活单调枯燥。所以，没有哪个地方的年轻女子愿意嫁到这里生活，因看不到经济发展和希望，一切都呈现原始的生活状态和模式。
一九六零年，我三岁时体重不足14斤，不足正常孩子体重的一半，可以说是皮包骨头，饿的就剩一口气了，什么野菜、树皮，只要是能吃下肚的，都吃光了。后来听老人说，我爷爷就是这年饿死的。村里不断有死人的消息。全生产队二十五户人家，有不少家庭都因饿或因病死过人。长大后才逐渐明白，那个年代并非全是自然灾害，更有人祸的原因。
我母亲生下我们姐弟六个孩子，我上面有个姐姐，农村习惯按男孩子排序，我是老大，所以父母就给我起个小名叫殷大。其中，有个妹妹出生不到一个月，就送给了亲姑姑家抚养，因家里实在是太穷，如不送人，很难养活成人。
我母亲是一位贤淑的女人，没有文化，属于标准性的农村妇女。但非常善良和勤劳，家里的农活和家务活都她一人包揽。母亲是个闲不住的人，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她总是有活干，喂鸡、养鸭、养猪等，总是不闲着。她还是个要强的人，家里的活和田里的活，都要比别人家做的好。母亲的针线活做的很好，每年都给我们姐弟几个做双新布鞋。农村冬天农闲时，母亲就开始用些旧衣服做材料给我们做布鞋，开始量量我们每个人的脚大小，母亲说，鞋底尽量做大点，一年穿不坏，来年脚长大点、换个鞋帮就是新鞋了。手工做布鞋是个辛苦的活，什么剪鞋帮、一层层粘鞋底、纳鞋底。尤其是纳鞋底可是一件非常辛苦的活，一针一线，密密麻麻从鞋底穿过，针眼越密越好，越耐穿。做布鞋是那个年代农村妇女必须会的特有的手艺。母亲的手指没有一个是完好的，都带有血沟沟，每到做饭、洗衣服粘上凉水时，痛的钻心。母亲还会纺线线，有时候点个煤油灯，坐在那里吱吱地纺线，经常是不知不觉地纺到天亮。母亲用纺好的纱线去别人家织布，然后将白布染成各种需要的颜色，留给我们几个孩子做衣服。就这样年复一年，慢慢地我长大了。
记得我七岁的时候，我就开始为生产队放猪挣工分了，每天二分半。那个年代是按工分吃饭的。我们全家只有母亲每天能得十分，我父亲是生产大队的会计，很少参加生产队农活，姐姐在上学，弟弟都太小，还需要我抽出时间带带他们。大人出一天工，得十分，我是小孩子，碰到下雨天，不能出去放猪，就随大人下地干农活，一天也能挣二分半，早上半分，上午和下午各一分。
说起放猪，实际上我是跟一位老爷爷一起放的。我说的老爷爷，他姓杨，大名杨新，当时五十多岁了，秃顶驼背，俨然是个小老头，膝下无儿无女，属于五包户，他在老杨家排行老三，与我母亲同宗，长我母亲一辈，所以我天天叫他三老爷。我们生产队主要以姓殷的为主，只有三户姓崔的，两户姓刘的，一户姓杨的，共25户，基本上家家养猪，搞点副业，增加收入。为了统一管理各家养的生猪，生产队采取集中盖猪圈，占地面积很大。所谓放猪，就是负责把各家养的生猪统一赶到集中的猪圈里，再根据天气情况，每天定时把猪赶到荒郊野外去拱土觅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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