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问发型，在现成的“发型”文件夹里取出四种男青年常见的长短不一的发型卡片，其中一个“姓李的”始终戴着帽子，就不需要分发型和发际线，直接往里填画五官。另一个“姓崔的”露出过头发，就反复询问他头发的“长短、曲直、色泽、厚薄”、 “发际线是平直、弧形还是反弧形”，还有“两侧额尖是弯折角还是直折角”……·真是不胜其烦。
两个小时过去，小圆脸先行回槜洲上班，顾姓居民和徐利民分别询问一遍后又让他们在会议室一起回忆，他俩互相启发和补充，你一句我一句，简直像唱双簧一样。陈晶晶注意到，尽管他们看起来十分认真努力地回忆着，但由于表达能力和描述能力的限制，更由于记忆的偏差，一旦画像落实到纸上，他们又会疑惑不定、犹豫再三，甚至推翻了再推翻。张老师始终耐心倾听，适时启发，没有一句多余的话。
一天下来，画像纸费了不少，但没有一张是完整的。陈晶晶心里没底，又不敢问， 即便曲晓明中途进来过一次，也只是在一旁默默观看一小会儿，一句没有多问。眼看着太阳下山，下班时间到了，陈晶晶没敢提下班的事。怎么可能下班呢，想必人家张老师一定也想早点儿完成任务回家，可他似乎压根儿没想着回家。
照这样耗下去，到明天这个时候，也不一定能画出让三方都满意的画像。家里可是有一大摊事呢，陈晶晶心里着急，但脸上是安稳的，不能让外人瞧出她的不耐烦，否则两个目击者也会跟着不耐烦。她时不时给张希音的保温杯续些开水，提醒他站起来走动走动，但他似乎听而不闻，好像屋里压根儿就没她这个人。
好不容易选好了眉型、嘴型，一张戴帽子的男青年面孔被粗略勾勒出来。原来，人的相貌虽说千人千面，但还是有一定类型可分，要不然，为什么常常听人说“某某人和某电影明星长得真像”这样的话呢。换句话说，长相越普通的人越是有规律可循的。张老师一定是阅人无数，才琢磨出了中国人相貌特征的主要规律，大到男女、南北、胖瘦类型，小到眉眼、鼻梁、嘴巴特征，据此研发出了相当于通用版的零部件，根据描述把这些零件组装起来，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有针对的调整，就能大差不差地画出符合描述的人像。
这是技能，也是科学。
到了这一步，还只是完成了十分之一， 最难的是眼睛。“眼睛”文件夹的内容是最丰富的，大小、长圆、宽窄，三角眼还分上三角和下三角，眼皮除了分单双还分厚薄， 甚至分“外双”或“内双”，眼仁可以分成“白多”还是“黑多”，“上白多”还是“下白多”，总之要多细致有多细致，细致到无法再往下分为止。
张老师到食堂匆匆吃过晚饭，继续挑灯夜战。在加亮了灯光的会议室里，张希音老师温和的声音再次响起。文件夹里的各种卡片摊了一桌，从中挑了又挑，组了又组，炭条和钢笔轮番在他手上倒换，橡皮擦反复在画纸上打磨……直到深夜10点多，陈晶晶终于在黑白分明的画纸上看见了两个男青年形象，听到徐利民一声惊呼“就是他”，陈晶晶跟着长长地松了口气。
但紧接着，她刚刚放下的心又提了起来。她惊讶地看到，不到四十岁的张希音老师在结束工作时，需要双手按着椅子扶手才能慢慢站直身子，好不容易直起腰，他把衣服下摆往上撩一下，用力紧了紧扎在毛衣外的束腰带。
次日早9点的晨会上，“李永春”、“崔成宾”的模拟肖像贴在了专案指挥部的大黑板上。
在海川，熟人称呼他俩李子、八哥。
陈晶晶在金枫张罗模拟画像的当口，陶然带着小刘、任天华、邵勇去了竹泽。
望江县公安局的蒋队长很确定，赫星被杀当天他们没接到报案，是事后通过询问酒店服务员才了解到开枪的事。他向陶然介绍，这是一起典型的两头在外案件，没有报案人，被害人只知姓名不知其他，没有枪弹痕迹，所以他们按照当地约定俗成的办法， 给立了一个打架斗殴案件。他还说，被害人父母得到了一笔优厚的抚恤金，悄悄飞过来把儿子火化，带着骨灰盒连夜离开了。
没立凶杀案，就没有限时侦破的压力， 侦查工作也不会有相应的头人。蒋队长手下的人给案发时在场的张云彪、马忠义等目击者一人做了一份调查访问材料，之后就不了了之了。
枪是谁打的，受谁指使的，目标到底是不是赫星，也许只有死者的雇主张云彪知道，但他也死了，即便当时作为现场的目击证人，他也是三缄其口，什么都没说。老板不说，马忠义等人谁敢多说一个字？望江警方的笔录材料无法提供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陶然无权干预望江方面的刑事立案，但不影响他继续侦查。鉴于前一天在槜洲火车站附近的平门旅馆查获了作案枪支，查到了案犯用假身份证登记的旅客签名单，他抱着串案侦查并案分析的愿景，决心把赫星案重新查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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