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两股毒雾还在北疆弥漫时，第三股更加精致、更加危险的思想毒气，从许昌贾府的书斋中悄然释放。
贾诩闭门七日，写就《中庸辩证说》。与司马懿的直白、程昱的煽动截然不同，他的文章通篇透着一种超然的“智慧”，仿佛站在云端俯瞰众生。
“天地之道，极则反，盈则亏。是故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
文章开篇引用《道德经》，立论高远。随即笔锋一转，切入现实：
“故贫富相形，贵贱相成，剥削与被剥削，亦如阴阳轮转，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此乃天道循环之妙理，万物生生不息之根基。”
他进一步阐述其“深刻”的洞察：
“北疆赤火，只见剥削之恶，欲尽除之，犹如只要阳而不要阴，只要昼而不要夜。此乃执其一端，不知变通，违背了天地间最根本的中庸之道。”
“真正的智者，当明察此理，于贫富贵贱间寻一动态平衡，使士族能存体面，庶民能得活路。存在即合理，斗争即偏执。 强行打破这千年平衡，必致天下大乱，苍生倒悬！”
这套说辞，将残酷的阶级压迫美化成了永恒的自然规律，将推翻旧世界的革命斗争，污蔑为破坏社会“和谐”的极端行为。
他用承认“运动”（阴阳轮转）的表象，包装了其否定质变（打破剥削制度）、维护旧质（封建秩序） 的形而上学内核。
这篇文章的毒害性立刻显现。它不像前两者那样容易激起直接的反感，反而让许多善于思考的人陷入了更深的困惑。
在邺城清谈沙龙，名士们击节赞叹：
“文和先生（贾诩）此言，真乃拨云见日！凡事过犹不及，赤火社确实太过偏激了。”
“若能劝得曹操稍减赋税，陈烬暂缓均田，寻一中道，岂不两全其美？”
甚至在北疆内部，涟漪也随之扩散。那位曾动摇过的士子陈澜，在读书会上更加困惑地发言：
“贾公之言，深得‘易’理精髓。阴阳流转，物极必反。我们是否……是否真的在逆天而行？是否有一种更温和、更符合‘道’的变革之路？”
一些理论修养不足的赤火干部，在面对这套“全面”、“辩证”、“中庸”的复杂话术时，也感到难以招架，只觉得对方说得“很有道理”，而自己这边显得“过于激烈”。
卫恒将基层的困惑汇总给陈烬，忧心忡忡：
“社长，贾诩此论，如绵里藏针，毒辣异常。他偷换了‘辩证法’的概念，将其变成了维护旧秩序的‘变戏法’。许多同志感觉被绕进去了，明明知道不对，却不知如何切中要害地反驳。”
陈烬仔细读完了《中庸辩证说》，眼中闪过一丝锐利的光芒。他意识到，这是最危险的敌人——贾诩不与你争一时之对错，他与你争的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最高解释权。
“贾文和，果然是最难缠的对手。”陈烬沉声道，“他将血淋淋的、你死我活的阶级对抗，模糊成一团可以调和、可以共存的迷雾。他用静止的‘平衡’观，偷换了辩证法革命性的‘发展’观。”
“他要把一场必须决出生死的革命，变成一场无休无止的扯皮。”
陈烬站起身，目光坚定如铁：
“是时候驱散这团最浓重的迷雾了。我们要告诉所有人，什么叫你死我活的阶级矛盾，什么叫革命的、科学的唯物辩证法！”
赤火社总部的议事堂内，空气凝重得仿佛能拧出水来。三份分别记录着“绝对平均”、“恩主论”和“中庸辩证说”在基层引发混乱的急报，并排放在长桌上，像三道灼热的烙铁，烫在每个人的心头。
秦狼一脚踹开凳子，古铜色的脸膛因愤怒而涨红：“乱套了！全乱套了！张家庄为分粮的事差点打起来，李家屯有社员质问凭啥不能把工匠的工分全拉平！还有从豫州新来的那帮人，私底下传什么‘地主终究给了活路’！老子宁愿带兵去跟曹操真刀真枪干一场！”
这位从尸山血海里杀出来的悍将，此刻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无力。他能带兵冲锋，能阵前斩将，却无法用刀剑去砍杀那些钻进人们脑子里的流言蜚语。
徐文扶了扶眼镜，试图用他惯有的理性分析局面，但紧锁的眉头暴露了他内心的焦虑：
“秦狼同志，愤怒解决不了问题。程昱的‘绝对平均’，看似迎合了部分社员对公平的朴素理解，极具煽动性。司马懿的‘恩主论’，则是从根本上否定我们斗争的正当性，动摇根基。而贾诩……他的说法最为狡猾，用‘全面’、‘中庸’包装，让我们显得‘偏激’，一些有善心但认识不清的同志很容易被迷惑。”
他拿起一份报告，语气沉重：“你们看，三河公社就有社员提出，‘我们斗争是不是太激烈了？能不能像贾先生说的，找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温和办法？’这种论调正在蔓延。”
卫恒的声音带着疲惫，更多的是忧虑：“我们在基层的宣传遇到了很大阻力。老百姓，包括我们的一些干部，理论知识不够扎实。程昱的话，他们觉得好像有点对；司马懿的话，仔细一想似乎也曾是这么过的；贾诩的话，更是听起来很有‘道理’，难以立刻驳斥。三种声音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股否定我们道路的暗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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