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业城西的刑场,在一个灰蒙蒙的清晨迎来了它本月的“盛事”。
没有激昂的呐喊,没有悲壮的告别,只有监刑官例行公事的宣判和刽子手沉默而高效的准备。
陈望的罪名被定为“煽惑乡里,图谋不轨”,一个足够模糊却又足够致命的指控。
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开。刑场周围,渐渐聚拢了不少前来看热闹的百姓。他们踮着脚,伸长脖子,脸上带着一种观看稀罕物事的表情,交头接耳,议论纷纷。
当那道瘦削的、曾试图为他们点燃星火的身影在刀光下颓然倒地时,人群中爆发出的,并非惊惧与悲悯,而是一阵混杂着释然与快意的骚动。
“死了好!死了好啊!这等祸害,早就该除了!”
“可不是嘛,清净了!以后没人再来说那些让人心里发堵的混账话了!”
“朗朗乾坤,容不得这种妖孽!还是官府英明,为民除害!”
人们拍手称快,仿佛真的铲除了一个危及他们“美好生活”的毒瘤。他们心满意足地散去,回到各自熟悉的生活轨道,觉得天地间似乎又恢复了应有的“秩序”与“安宁”。
建业城,很快便恢复了它往日的“宁静”,一种建立在恐惧、麻木和思想禁锢之上的死水微澜。
在城外的村落里,张伯的儿子张大,特意带着自己年幼的弟弟来到村口,指着官道方向,语气严厉地告诫:
“看见没?那个陈望,读歪了书,不走正道,整天胡说八道,现在是什么下场?脑袋搬家!你以后给老子记住了,老老实实给李老爷种地,本本分分做人!别去想那些有的没的!那都是取死之道!”
年幼的弟弟看着哥哥严肃而略带恐惧的脸,懵懂地点了点头,将“不胡思乱想”和“安分守己”牢牢刻在了心里。
城内的工坊里,工坊主赵老板召集了所有的工匠和学徒。他背着手,踱着步,目光扫过每一张或惶恐或顺从的脸,最终定格在曾经被陈望“蛊惑”过的区域。
“都看清楚了吧?那个姓陈的下场!”他的声音冰冷,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在我这里,就要守我的规矩!安分守己,埋头干活,才有你们的饭吃,才有你们的出路!谁敢学他,胡思乱想,妖言惑众,破坏生产,这就是榜样!别说工钱,连命都保不住!”
工匠们噤若寒蝉,深深地低下头,将陈望血淋淋的结局与“安稳”和“生计”画上了等号。任何曾经在心底泛起过的微小波澜,此刻都被这赤裸裸的死亡威胁彻底压平、碾碎。
陈望的血,无声地渗入建业城外的黄土,很快便被新的尘埃覆盖,了无痕迹。他的牺牲,没有成为唤醒沉睡者的惊雷,反而成了统治者用以恐吓、用以证明“叛逆必亡”的鲜活教材。
早期觉醒的革命者,其最深刻、最彻骨的悲剧,往往不在于被强大的统治者镇压和消灭,而在于被他满怀热忱想要拯救的、尚在沉睡中的群众,视为破坏他们“宁静”生活的仇寇与异端,并被他们(或主动告密,或冷眼旁观,或拍手称快)亲手,或乐见其成地,送上了维护旧秩序的祭坛。
他们的呐喊,在麻木的耳中成了噪音;他们的鲜血,未能浇灌出自由的芽苗,反而成了巩固奴隶秩序的、最粘稠也最残酷的凝固剂。
他们以生命为火把,却照不亮铁屋的黑暗,反而让屋内的人将缝隙死死堵住,并庆幸于光亮的消失。
打破这铁屋的希望,在这一刻,仿佛变得更加渺茫,更加遥不可及。道路,布满了荆棘,而最先倒下的探路者,甚至得不到同胞的一声叹息。这,便是先行者必须面对的,最沉重的代价。
蜀汉,键为郡,武阳县衙。
堂威声中,县令程文正了正头上的进贤冠,目光扫过堂下。跪在左侧的是三个皮肤皴黑、指节粗大的佃农,为首的名叫李老根;右侧站着本地豪强杜明,锦袍玉带,面沉如水。
堂外围观的百姓屏息凝神,他们都听说,这几个平日里头都不敢抬的泥腿子,今日竟要状告杜老爷!
事情的起因,是三个月前军师诸葛亮新颁的《劝农令》。法令煌煌,中有“豪强不得擅立名目,额外征敛”、“州县当体恤民力,以固国本”等语。郡县官吏只当是例行公文,地方豪强亦不以为意——千百年来,哪朝哪代没有几句漂亮话?
但有人却从中看到了缝隙。
一个名叫文渊的外乡书生(赤火公社潜入的“讼师”)在暗中找到了被杜家“火耗捐”逼得走投无路的李老根几人。
“杜家加征‘火耗’,每石多取二升,可有凭证?”文渊问。
李老根讷讷道:“……有,杜家管事每次收租,都让按了手印的。”
“《劝农令》可曾看过?”
“俺们不识字……”
文渊将抄录的条文细细讲给他们听,然后一字一句地教:“上堂之后,不提‘剥削’,不论‘公道’,只咬定一条——杜老爷违反了军师的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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