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她走到养父身边，蹲下，从他腰间解下一串钥匙，又从他上衣口袋里摸出一个小布包，里面有几颗浑浊的糖果和两张皱巴巴的旧票子。
养母身上没什么东西，只有一个褪色的塑料发卡。
穗安把发卡别在自己枯黄的头发上，站起身。
她最后看了一眼这个她生活了十几年的地方，看了一眼地上逐渐僵硬的两个人，脸上依旧没什么表情。然后，走进了外面刺眼而滚烫的末世阳光里。
聚居点是不能回了。
穗安带着枪和几袋染血的饼干，钻进了城市边缘错综复杂的废墟里。
她像个幽灵，在断壁残垣间穿梭，躲避着心怀叵测的幸存者，还有变异动物。
她找到的第一个落脚点，是一个半塌的地下室，入口被碎石掩埋了一半。
她用捡来的铁皮和木条小心加固，用破布挡住缝隙。
枪从不离身，睡觉也握在手里。压缩饼干省着吃，每天就着锈水管里滴出的脏水啃一小块。
她知道自己必须变得更有用，才能活下去。
她在废墟里翻找，找到一本被泥水泡烂了封面的旧杂志，靠着里面残存的图片和依稀可辨的字块，对照着废墟里偶尔能看到的褪色招牌，一个字一个字地认。
她不知道这些字有什么用，但总觉得，认得东西多点，大概不会错。
运气好时，她能找到过期多年但密封尚好的罐头，或者一包受潮的盐。
有一次，她甚至从一个倒塌的书报亭里，挖出几本封面破烂但内页完好的书，一本《电工基础》，一本《赤脚医生手册》，还有一本掉了封面的小说。
她把它们像宝贝一样用塑料布包好。
独自生存了大概三个月，她遇到了第一个人。
那是个躲在超市废墟冷库里的老人，冻得嘴唇发紫，饿得只剩一把骨头。
穗安发现他时，他正试图用一块碎玻璃割开一个锈死的罐头。
穗安举着枪在门口看了他很久，老人也看见了她，浑浊的眼睛里先是惊恐，然后变成了哀求。
穗安最终放下枪，走过去，帮他撬开了罐头，是早已变质的水果，老人却吃得泪流满面。
老人姓陈，以前是中学老师。
他成了穗安“基地”的第一个成员。
穗安没告诉他自己的过去，只叫他陈伯。
陈伯感激她的收留，用他微弱的知识，开始教穗安那些书上的字，告诉她罐头上的保质期是什么意思，电筒里的电池如何省着用。
后来，人渐渐多了。
一个在废墟里找药时被异兽追击，差点丧命的年轻女人小竹；一对父母都死于流感的兄妹丫丫和石头；一个瘸了一条腿、但会修理各种小玩意的老匠人李叔……
都是走投无路、被穗安捡回来，或者自己循着一点微弱的烟火气找过来的。
人一多，那个地下室就不够用了。
穗安看中了附近一栋相对完好的五层楼老式居民楼，只有一个单元入口，楼梯狭窄，易守难攻。
他们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清空了里面的杂物和骸骨，用能找到的一切，砖块、废弃车辆的铁皮、粗大的钢筋、甚至整块的混凝土预制板，堵死了低层的窗户，只留下狭小的观察孔和射击孔。
唯一的入口，他们用厚重铁门和从停车场找来的横杆加固，楼顶用塑料布和旧帆布搭起棚子收集雨水，在背阴的阳台角落尝试用破盆烂桶种点快菜。
墙，是生存的底线。
穗安带着所有能动的人，包括半大的石头和瘦弱的小竹，一起搬运材料。
她的手磨出了血泡，血泡破了结成厚厚的茧。她话不多，但总是扛最重的那头，站最危险的那个位置。
人们看着她沉默的背影，看着她腰间从不离身的那把旧手枪，慢慢地，有样学样。
秩序，在匮乏中艰难建立。
可资源越来越少。附近能搜刮的废墟几乎被翻遍了。
干净的水源越来越难找，种下去的菜苗不是枯死就是被偷偷钻进来的变异虫啃光。
一天，外出搜寻的石头和小竹只带回来半瓶过期的酱油和几根生锈的铁钉，石头的手臂上添了一道深深的抓痕，是小竹用最后的酒精和缝衣针处理的。
晚上，配给的口粮减半了，没有人抱怨，但沉默比抱怨更压人。
丫丫舔干净糊糊碗的最后一圈，小声问陈伯：“老师，我们会不会饿死呀？”
石头茫然的看向外面：“这样活着有什么意义？我们到底在坚持什么？”
陈伯摸着他们的头，看着窗外彻底暗下来的、布满危险的世界，答不上来。
穗安坐在角落，擦拭着她的枪。枪身磨损得厉害，子弹只剩下五颗，三颗在弹夹里，两颗贴身藏着。
她擦得很慢，很仔细，开口道：“活着本身就是意义，不屈服，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楼外，风声呜咽，隐约夹杂着不知是活尸还是野兽的嚎叫，远远近近。
她收起枪，抱在怀里，靠在冰冷的墙壁上，闭上了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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