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法院一审判决书的那天，我走出法院大门，阳光刺眼得让我睁不开眼。手里的判决书不算厚，却重得像块石头，压着我这些年所有的委屈和不甘。我站在路边，看着车水马龙，忍不住掏出手机给张姐打了个电话，声音都带着颤抖：“张姐，我赢了。”
张姐在电话那头比我还激动：“太好了林晓！我就知道你肯定能赢！这都是你应得的！”
挂了电话，我深吸一口气，心里那块堵了很久的石头终于落了地。可我知道，事情还没结束。弟弟和王芳肯定不会甘心，他们大概率会上诉。
果然，没过一周，法院就通知我，弟弟和王芳提交了上诉申请。他们在上诉状里说，一审判决不公，说我提交的录音是伪造的，转账记录只能证明我给过钱，不能证明是借款。他们还说，我当初是自愿赠与首付，现在见利忘义，想分拆迁款。
看到上诉状上那些颠倒黑白的话，我气得手都在抖。但我很快冷静下来，既然他们要闹，我就奉陪到底。我立刻联系了律师，把所有证据再一次整理清楚，准备应对二审。
律师安慰我说：“林晓，你放心。你的证据链很完整，录音清晰，转账记录明确，还有同事能给你作证。他们上诉只是拖延时间，二审改判的可能性很小。”
有了律师的话，我心里踏实多了。我还是像以前一样，每天打理花店，只是在闲暇时间，会配合律师准备二审的材料。同事们也都很关心我，经常来花店看我，给我加油打气。
二审开庭的日子很快就到了。这天我特意穿了一身素净的衣服，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我不想让别人觉得我是在争名夺利，我只是想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
走进法庭，我又看到了弟弟、王芳和我爸妈。他们坐在被告席上，脸色比一审时还要难看。我妈看到我，眼睛里满是怨恨，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又被我爸拉住了。王芳则是一脸不屑，好像觉得我根本赢不了。
二审的流程和一审差不多，还是先由双方陈述。弟弟这次换了说辞，他说当初我给三十万的时候，确实说过“不用急着还”，他以为这就是赠与的意思。他还说，我后来之所以要让他还钱，是因为我后悔了，看到房子要拆迁就想分一杯羹。
我爸妈也跟着帮腔，我妈哭着说：“法官，我们家晓啊，以前不是这样的。她从小就懂事，疼弟弟。都是因为外面的人挑唆，她才会跟弟弟争财产。我们老两口就指望强子养老，这拆迁款要是被她分走了，我们以后可怎么活啊？”
看着我妈在法庭上卖惨，我心里特别难受。她明明知道事情的真相，却还要帮着弟弟撒谎。她从来没想过，我这些年过得有多难，没想过我当初是怎么掏心掏肺地帮他们。
等他们说完，我平静地站起来，说：“法官，我从来没有说过那三十万是赠与。我当初说‘不用急着还’，是因为知道他们刚结婚，经济困难，想让他们缓一缓。但这并不代表我不要了。我有录音为证，我弟弟当初明确说过会尽快还钱给我。”
我再次播放了那段录音，法庭上一片安静。录音里弟弟的承诺清晰可辨，容不得他们狡辩。
接着，我的律师提交了更多证据。他拿出了我当初租房的合同、兼职的证明，还有我给同事还钱的转账记录。律师说：“法官，这些证据都能证明，原告在给被告支付首付后，生活非常困难。她租着十几平米的小房子，打两份工还债，根本不可能把三十万这么大一笔钱无偿赠与被告。如果是赠与，她没必要这么辛苦。”
律师还请了张姐出庭作证。张姐说：“我是林晓的同事，也是她的好朋友。当初林晓跟我借钱的时候，说的很清楚，是借给他弟弟付买房首付，以后会还我。她后来每个月都省吃俭用，按时给我还钱，从来没说过那笔钱是赠与。”
张姐的证词很有说服力，法官点了点头，在笔记本上记录着什么。
王芳见情况对他们不利，立刻站起来反驳：“法官，她这是在装可怜！她现在开着花店，住着大房子，日子过得好得很，怎么会困难？她就是想博取同情！”
“我现在的日子是我自己努力换来的。”我看着王芳，说，“我打了两年多兼职，省吃俭用还清了外债。我开花店的钱，是我自己攒的。这些都跟拆迁款没关系。我现在只是想要回我当初借出去的钱，还有我应得的拆迁补偿。”
庭审进行了整整一个下午，双方争执不下。最后，法官宣布休庭，择日宣判。
走出法庭，我爸妈立刻围了上来。我爸指着我的鼻子骂：“林晓，你这个不孝女！你非要把这个家搅散才甘心吗？你弟弟要是过不好，我们也不会让你好过！”
“爸，我没有搅散这个家。”我说，“是你们一次次地伤害我，一次次地偏袒弟弟。我只是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权益？什么权益？”我妈哭着说，“在你眼里，钱比亲情还重要吗？我们白养你这么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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