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亦菲:“那你需要练。不是练配音，是练‘说’的能力。你平时说话太少了，大部分时间都在听别人说。你要多说话，多说自己的感受，多说自己的想法。这样你的嘴和脑子之间的连接才会更顺畅。”
屈正阳知道她说得对。他确实话太少——不只是对媒体，对队友、对朋友、甚至对家人，他都很少主动说话。不是不想说，是不习惯说。从小在八一队长大，训练就是训练，比赛就是比赛，没人需要他说很多话。但现在，配音工作需要他“说”，不是训练时的那种“报比分”和“叫暂停”，而是真正的“表达”。
他站起来，走回录音棚。
赵牧在控制室里等着他:“休息好了？我们继续。下一段是你和对手在决赛中相遇的戏。这段是全片的高潮之一，主角和对手打到了决胜局，十比十平。你需要表达的是一种‘在极限压力下依然保持冷静’的状态。这种状态你最熟悉了，你在大赛中经历过无数次。我要你把那种状态通过声音传递出来。”
屈正阳站到麦克风前，看着剧本上的台词——
“十比十平。我的发球权。我拿起球，看了对手一眼。他的眼睛里有一种光——不是想赢的光，是怕输的光。我知道他怕了。我把球抛起来，挥拍。球擦过网带，落在他的反手位小三角。他没接到。十一比十。”
“最后一个球。他的发球。他把球抛得很高，很高。我看着那个球升起来，又落下来。在他挥拍的瞬间，我已经判断出了落点——正手位大角度。我提前移动了零点一秒，球刚到，我的球拍已经等在那里了。我把球回到他的反手位底线，他反手拧拉出界。十二比十。我赢了。”
屈正阳念完了。控制室里沉默了三秒，然后赵牧的声音从耳机里传来:“这次很好。但我有一个问题——你说的这些，是你经历过的事情，对吗？”
“对。”屈正阳说，“去年全国锦标赛的决赛，我和对手打到了决胜局十比十平。我发了两个球，赢了。”
“所以你说的不是台词，是回忆。”赵牧说，“这就对了。这部戏不需要你‘演’，只需要你‘回忆’。你把你所有的比赛记忆都调出来，然后换成主角的名字，说出来就行了。”
屈正阳点了点头。他闭上眼睛，在脑中调出了那场决赛的记忆——对手的眼睛，球的弧线，球台的触感，观众的欢呼声。所有的细节都在，清晰得像昨天刚发生的。
他睁开眼睛，对着麦克风，把那场决赛的过程用自己的话重新说了一遍。没有看剧本，没有念台词，就是“说”——说他怎么判断落点，怎么移动，怎么击球，怎么赢的。
录音棚里安静了五秒。
然后赵牧的声音传来:“这条过了。不是‘过了’，是‘完美’。就是这个感觉。”
屈正阳摘下耳机，走出录音棚。赵牧从控制室走出来，拍了拍他的肩膀:“正阳，你知道你和专业配音演员的区别是什么吗？专业配音演员太会‘演’了，他们能把任何角色都演得很像。但你是‘不是演’，你是‘是’。你不是在给主角配音，你就是主角。这个区别，观众听得出来。”
屈正阳不太确定观众是不是真的听得出来，但他相信赵牧的话。因为他在录那段“十比十平”的戏时，真的回到了那场决赛的现场——他听到了观众的欢呼声，看到了对手的眼睛，感受到了球拍的震动。他不是在“演”陈阳，他就是陈阳。
“明天继续。”赵牧说，“后天还有一天。三天录完，剩下的交给后期。电影明年暑假上映，到时候你来参加首映礼。”
屈正阳点了点头，走出了录音棚。外面天已经黑了，北京七月的夜晚很热，空气里有一股沥青被晒化了的味道。他站在录音棚门口，掏出手机，给刘亦菲发了一条消息:“今天的配音录完了。导演说我‘不是演，就是’。我觉得他是在夸我。”
刘亦菲回复:“他是在夸你。因为你不‘演’，你是真的。”
屈正阳:“你今天练琴了吗？”
刘亦菲:“练了。今天在练帕格尼尼的第二十四首随想曲。很难，但很有意思。有一段的节奏和你打球的节奏很像——密集、快速、精准，像机关枪一样。”
屈正阳:“发给我听听。”
一分钟后，刘亦菲发来了一段语音。屈正阳戴上耳机点开，听到了一段极其快速的小提琴演奏——音符像子弹一样密集地射出来，每一个都清晰准确，没有一个含糊。节奏快到几乎超过了人耳的辨识极限，但每一个音都在它应该在的位置上。
他听完了，又听了一遍。
这段演奏的节奏，确实和他打球的节奏很像。不是“像”，是“同一种节奏”——快速、密集、精准。他的击球频率最高的时候可以到一秒两次，她的音符密度最高的时候可以到一秒十二个。速度不同，但“在高速中保持精确”这个内核是完全一样的。
他给刘亦菲回复:“我听到了。一秒大概十二个音，每一个都在它应该在的位置上。我的反手变线一秒两板，每一板也都要在它应该在的位置上。速度不同，但逻辑一样。”
刘亦菲:“所以我们是同一种人。只是用不同的工具做同一件事。”
屈正阳看着这句话，在录音棚门口站了很久。北京的夜风吹过来，吹干了他额头上的汗。他把手机收起来，走向地铁站。
明天，继续训练，继续配音。
后天，继续训练，继续配音。
然后，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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