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高炽脸上的轻松神色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抹忧思。他并非质疑王卓，而是刚刚那些惊人的数字与王卓描绘的蓝图背后，潜藏着一个他作为储君必须思考的问题。
“姑父，”他斟酌着开口，将话题引回那震撼的报表，“商税……是不是定得有些重了？我细看了，人民商场大部分货品税率为十抽一，而像电视、收音机、手表、珠宝化妆品这些，税率竟高达三成。虽说商场内帑占股过半，利润大头终归是朝廷内库，但如此重税，岂不是……左右倒右手，还平白抬高了市价？”
他看向王卓，眼中是真切的困惑：“提高商税占比，逐步替代农税，这道理我懂。可这般……这般近乎‘榨取’民间新生的商业之利，是否有‘与民争利’之嫌？圣贤书言，王者藏富于民。这税率，恐伤民力，亦损商机啊。”
王卓心中暗叹，这位太孙殿下在东大留学，对现代经济学并非一无所知，但他骨子里流淌的，终究是深受儒家仁政思想熏陶的帝国继承人血液。“不与民争利”、“藏富于民”的理念已深深烙印。看来，不把最血淋淋的现实剖开，不足以打破这层思维桎梏。
他停下脚步，转身面对朱高炽，神情变得格外严肃，仿佛要穿透数百年的时光尘埃。
“我的太孙殿下，”王卓的声音低沉而清晰，“你方才说‘左右倒右手’，内帑与户部，真的可以混为一谈吗？制度之始，便须界限分明。税收，从来不只是敛财工具，更是朝廷调节社会财富、进行二次分配、维系国家机器运转的命脉。我们提高商税、工业税占比，最终目标是为废除压在亿兆农夫头上的农业税！这是将负担从最广大的贫苦生产者，转向消费得起这些工业品、奢侈品的富裕阶层。这才是‘藏富于民’的真谛——藏富于真正创造财富的广大黎庶，而非集中于少数缙绅豪强！”
朱高炽显然被这尖锐的指向震了一下，眉头紧锁，陷入思索。
王卓知道，火候还不够。他深吸一口气，决定祭出那面映照未来惨痛教训的历史之镜。
“殿下，你熟读史册，更在东大接触过不同视角的历史分析。后世论及大明何以亡，众说纷纭，但有一点，是几乎所有严肃史家公认的。”王卓一字一顿，“明，实亡于财政破产。”
朱高炽身躯微震，缓缓点头。这个结论，他在东大的史论课上也见过，冰冷而残酷。
“但大明真的穷吗？不！”王卓的语调陡然升高，带着一股悲愤，“朝廷国库空空如也，无钱赈灾，无饷养兵！可天下的财富少了么？钱粮都流到哪里去了？在藩王的府库里堆积如山！在勋贵、士绅、巨商的地窖中发霉！后世有个戏言，叫‘明军不满饷，满饷不可敌’，虽是揶揄，却道出血泪！士兵为谁卖命？家国天下是空话，实实在在的粮饷才是根本！”
他逼近一步，目光如炬，仿佛要将那段惨痛历史直接烙印在朱高炽眼前：
“崇祯朝，最后一位允文允武的督师孙传庭，为编练能战的秦军以剿流寇，向陕西的藩王、勋贵、士绅劝捐征税，触动了他们的钱袋。结果如何？这些人联合起来，利用崇祯帝的焦虑和多疑，逼孙传庭仓促出战！朱仙镇一役，葬送了大明最后能战的家底，也掐灭了王朝最后的希望！孙传庭战死潼关，身后连个像样的谥号都难求！这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反扑！”
朱高炽脸色微微发白，这段历史他自然知晓，但从未有人如此直接地将财政问题与军事惨败、忠臣陨落如此血淋淋地挂钩。
“等到李自成兵临北京，崇祯皇帝终于放下架子，想向留在京城的勋贵、外戚、官员们‘借’银子以充军资时，晚了！”王卓的声音带着冰冷的嘲讽，“他已经被自己赖以统治的整个阶层，无情地抛弃了！所以，李自成大军几乎兵不血刃进入北京城。那些满口仁义道德、忠君爱国的大人们，早已准备好了迎接新主子。”
“李自成以‘闯王来了不纳粮’聚拢饥民，可坐了天下，几十万大军要吃饭，钱从哪来？只能向那些富得流油的旧朝勋贵士绅开刀！这才有了震动历史的‘三千拷掠营’，才有了‘天街踏尽公卿骨，内库烧为锦绣灰’！他因此又被北方的地主集团视为仇寇，转而欢迎‘替他们报仇’的满清铁骑入关！”
王卓的言辞如同重锤，一下下敲在朱高炽心头：
“最可笑可悲的是，南方的士绅勋贵们，竟以为抛弃了北方的‘负资产’，不用再向北方运送槽粮、更不用向边关输送军饷，便可倚仗长江天险，在南方过自己富足的小日子。殊不知，当满清整合了北方投降的地主武装和资源，等待我汉家天下的，便是真正的亡国灭种之危！扬州十日，嘉定三屠……那才是神州陆沉！”
长廊间一片寂静，只有远处隐约传来的宫廷时钟嘀嗒之声。朱高炽呼吸略显急促，额角似有细微的汗珠。王卓这番话，不仅是对明朝灭亡的经济史剖析，更是一场对传统统治基础与儒家某些理想化信条的猛烈冲击。他感到一种深沉的寒意，又有一股灼热的激流在胸中冲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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