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大会散场时，夜露已经打湿了村委会的台阶。周永辉带着企业团队的人走在最后，脚步沉重得像灌了铅。刚才会场上的喧嚣还在耳边回响——张桂兰拍着桌子喊“地是根，卖了根就成了飘魂鬼”，一群老年村民跟着附和，年轻些的要么低头刷手机，要么缩着脖子不敢吭声，他精心准备的股权方案PPT，最后只换来满场的质疑和哄笑。
“陈支书，真是不好意思，今天让你为难了。”周永辉在门口追上正送村干部离场的陈向东，语气里满是挫败，“要不我们再修改修改方案，把短期补偿再提高些？”
陈向东摆摆手，眉头拧成一个川字。他今年五十六岁，在李家村当支书快二十年，额头上的皱纹里都嵌着村里的大事小情。“不是钱的问题，周总。”他声音沙哑，“张桂兰抓住了老辈人的心思——土地攥在手里才踏实。你跟他们讲股权、讲长远收益，他们听不懂，也不敢信。”
送走周永辉，陈向东没有回家。他转身走进村委会办公室，拉开日光灯，惨白的光线照亮了墙上那张卷边的“李家村土地利用规划图”。图上大片的坡地、零散的宅基地标注得清清楚楚，可他知道，这些土地大多种着低效的玉米，年轻人宁愿出去打零工也不愿种，不少地块都已经半荒了。
办公桌上还堆着今年的人口统计表，三十岁以下的常住人口只剩不到五十人，比十年前少了一多半。村小学早就撤了，孩子们要去镇上上学；村卫生室只有一个老中医，看个感冒发烧还行，真有急病只能往城里送。这些问题像石头一样压在他心里，压了十几年。
他从抽屉里翻出周永辉带来的方案细则，逐字逐句地看。“股权置地”——把村民的零散土地集中起来，成立农业合作社，引入企业的资金和技术搞规模化种植、农产品加工，村民既拿保底收益，又能分红，还能在合作社里上班拿工资。这个模式他在省里的培训课上听过，邻县已经有村子搞成了，现在人家的村民每年光分红就有好几万。
“怕就怕竹篮打水一场空啊。”陈向东对着空无一人的办公室喃喃自语。他不是没顾虑，企业跑路的新闻他见过，政策变卦的传闻也听过。可再想想村里的现状，不改革，等着年轻人全走光，等着土地彻底荒掉，难道就有出路？
墙上的挂钟敲了十下，清脆的声响让他猛地回过神。他站起身，走到窗边看向村里的方向，零星的灯火像困在黑暗里的眼睛。“干！”他一拳砸在桌子上，震得茶杯盖都跳了起来，“再等下去，就真的没救了！”
陈向东从文件柜里翻出村里的党员名册和家族关系图，铺在办公桌上。李家村不大，大多是陈、张、李三个大姓，其中陈姓人口最多，他的家族又是陈姓里的大支。张桂兰是张姓的女强人，丈夫早年去世，她一个人拉扯大三个孩子，在张姓里威望很高，这也是她能煽动起那么多人的原因。
“先党内后党外，先亲属后群众。”陈向东拿起笔，在纸上写下这十二个字。党员是村里的骨干，只要党员先动起来，就能稳住局面；而自己的家族是陈姓的核心，家族带头支持，就能瓦解大部分中间派的顾虑。
他先在党员名册上圈出几个人名：老党员李满仓，是村里的老劳模，为人正直，虽然思想有些保守，但对组织绝对忠诚；年轻党员赵小军，刚从部队退伍回来，脑子活，有冲劲，一直想为村里做点事；还有村会计陈秀莲，是他的远房侄女，心思细，能把账算得明明白白。
接着他又在家族关系图上标注出直系亲属：弟弟陈向阳，在镇上开了个小饭馆，对改革半信半疑；侄子陈建军，三十多岁，一直在外打工，这次是特意回来参加大会的；还有堂兄陈向国，在村里辈分高，说话有分量。
思路逐渐清晰，陈向东拿起手机，先给村会计陈秀莲打了电话：“秀莲，明天早上八点，你通知支部委员和所有党员，到村委会开临时会议，有重要事商量。另外，你把合作社的收益测算表再细化一下，特别是针对不同土地面积的家庭，把保底收益、分红预期都算清楚，越具体越好。”
挂了电话，他又拨通了弟弟陈向阳的电话：“向阳，你现在来村委会一趟，我有重要事跟你说。顺便把建军也叫上，他刚回来，正好听听。”
不到半小时，陈向阳和陈建军就匆匆赶来。陈向阳一进门就抱怨：“哥，大半夜的叫我们来干啥？今天那会开得一肚子气，张桂兰那女人，就知道煽风点火。”
陈向东给两人倒了杯热茶：“坐，今天叫你们来，就是说改革方案的事。我想通了，这个方案，咱们陈家得带头支持。”
“啥？”陈向阳差点把茶喷出来，“哥，你疯了？那方案把地都收走了，万一企业跑了，我们喝西北风去？张桂兰说得对，地是根，不能动！”
陈建军也皱着眉：“叔，我在外面打工也听过类似的项目，有的是真赚钱，有的就是骗地的。咱们怎么知道周永辉不是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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