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开始下了。
起初只是零星几点，像谁在天上不经意撒了一把盐粒。渐渐地，盐粒变成了棉絮，轻轻柔柔地从铅灰色的天空飘落，落在光秃秃的山丘上，落在结了薄冰的沼泽上，落在我的肩头和睫毛上。
我坐在一块被岁月磨平棱角的巨石上，望着眼前白茫茫的天地。两天了，我走了两天，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雪落在我的肩膀上，堆积起来，像一层薄薄的寿衣。我想起外婆说过的话：“雪是天地间最干净的葬衣。”
我的狗已经不在身边了。那条叫“煤球”的土狗，眼睛像两颗黑亮的煤块。我把身上所有的钱——皱巴巴的五千三百七十二元，塞给了那家牧民。男人粗糙的手接过钱时，眼神复杂。女人则用围巾擦着眼泪，低声说：“太可怜了，太可怜了。”我不知道她是在说我，还是在说我的狗。
离别时，煤球呜咽着，用湿漉漉的鼻子蹭我的手。它知道什么。狗总是知道。我看见它的眼角有泪。畜生流泪，是大不祥。外婆的声音又在我耳边响起：“万物有灵，莫欺莫负。”
我也哭了。三十岁的男人，在青海无人区的寒风中，哭得像个孩子。不是因为怕死，而是因为突然想起来，我已经很久没有真正地哭过了。自从半年前那个雨夜之后，我的眼泪似乎就干涸了。
半年前的那个雨夜啊。
陈雨死在一个下雨的夜晚。她穿着我送她的白色连衣裙，躺在城东垃圾场旁的泥泞中。雨水冲刷着她的身体，却洗不掉那些污秽和伤痕。
法医报告上写着：多处骨折，内脏破裂，生前遭受严重性侵。
刑警队长老李拍拍我的肩膀：“小杨，节哀。我们会尽快破案。”
我点点头，什么也没说。我怎么能告诉他们，在陈雨失踪前一天，我们曾路过市公安局门口，看到局长儿子王浩从一辆保时捷上下来，搂着一个女孩的腰。陈雨低声对我说：“那个人渣，上周在学校门口调戏我室友，还扬言说在城里他想睡谁就睡谁。”
当时的我，只是握紧了她的手：“离他远点。”
雨夜后的第三天，监控录像找到了。陈雨下晚自习后，被一辆黑色轿车拦下。车牌被遮挡，但车型和王浩的车一样。她被强行拖上车。
“证据不足。”刑警队副队长张明对我说，“监控太模糊，无法确认身份。”
“车牌呢？”
“被遮挡了，看不清。”
“车型一样，时间地点吻合，这还不够？”
张明叹了口气：“小杨，你知道的，这种事...需要确凿证据。”
确凿证据。我想笑。陈雨指甲缝里的皮肤组织呢？她身上的咬痕呢？她体内残留的体液呢？这些证据在哪儿？
两周后，案件被定性为“流窜作案嫌疑人所为，正在全力侦破中”。
我去了局长办公室。王建国，这个城市公安系统的最高长官，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眉头紧锁。
“小杨同志，你的心情我理解。”他递给我一支烟，我拒绝了，“但办案要讲证据，不能凭空猜测。我儿子王浩当天晚上在家，有不在场证明。”
“什么证明？”
“家庭聚会，十几个亲戚都可以作证。”
我看着他。这个五十多岁的男人，脸上有着长年累月的威严和疲惫。但我看到他眼角细微的抽搐，那是说谎的迹象：“眼角抽搐，心有不轨；鼻翼微张，欲盖弥彰。”
“王局长，”我站起身，“我相信法律。”
走到门口时，我回头看了一眼。王建国正盯着我的背影，眼神复杂。他的桌子上，摆着一张全家福。照片里，年轻的王浩搂着父母，笑容灿烂。
走出市公安局大楼时，天空又下起了雨。雨水打在我的脸上，和泪水混在一起。我想起陈雨最喜欢的一句话：“正义也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
可如果正义永远不来呢？
而我知道，王局长一家只手遮天，正义永远不会来。
外婆死前一年，教我降头术。
“这东西邪性，不到万不得已，不能用。”她干枯的手抓住我的手腕，力气大得惊人，“用了，就回不了头了。因果轮回，你伤人性命，自己的命也会折进去。”
那时我笑着答应：“外婆，现在是法治社会，谁用这个啊。”
外婆用浑浊的眼睛盯着我，摇摇头：“你命里有劫，我看得到。记住，若要破劫，先破己心。心不破，劫难逃。”
外婆是村子里最后一个会降头术的人。她说这是从她外婆的外婆那里传下来的，原本是治病救人的医术，后来被一些人用歪了，变成了害人的邪术。她只教我识别草药、调配药剂，从未教过害人的方法。
“害人之法，我一死，就绝了。”她说。
外婆死后，我整理她的遗物，在一本破旧的《本草纲目》里发现了几张夹页。发黄的纸上，用毛笔写着密密麻麻的小字。那是外婆的字迹。
“若有不可解之冤，不可诉之仇，可循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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