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宇明和杨凌江的车队抵达明珠县时，夜色已经彻底笼罩了这座小城。晚上十点，街道上行人稀少，路灯昏黄，偶尔有一辆出租车从旁边驶过，卷起几片落叶。车队的到来没有惊动太多人，但也没有刻意低调。三辆黑色轿车鱼贯驶入县人民医院的大门，车灯在黑暗中划出两道雪亮的光柱，像两把利剑，刺破了夜的宁静。
胡敬兵接到消息，比他们早到了十分钟。他站在住院部大楼门口，夜风吹着他有些凌乱的头发，脸上写满了疲惫和焦虑。他没有穿外套，只穿着一件白衬衫，领口敞开着，像是在办公室里坐了很久，忽然被人叫出来的样子。他看见赵宇明的车停下，连忙迎上前去，腰微微弯着，双手本能地伸出去。
“赵书记，杨市长——”他的声音有些沙哑，像是哭过，又像是抽了一整夜的烟。
赵宇明下了车，看了他一眼，没有伸手，也没有说话，只是微微点了点头，然后大步朝楼里走去。那一眼很短，短到几乎没有停留，但胡敬兵看见了那眼里的东西——不是愤怒，不是失望，是一种更深处的、让人脊背发凉的冷漠。那是放弃了对一个人期待之后的平静，是那种“我已经不知道该对你说什么”的无奈。他的手僵在半空中，过了好几秒才缓缓放下，然后默默地跟在后面，像一个等待宣判的囚徒。
走廊里很安静，只有几人的脚步声在回荡。护士站的护士探出头来看了一眼，又迅速地缩了回去。病房的门半开着，赵宇明推门进去。
林小江半躺在病床上，胳膊上缠着绷带，脸上贴着纱布，嘴角还残留着淡淡的淤青。其他三名纪委的工作人员也躺在各自的床上，有的闭着眼睛，有的望着天花板，有的在小声交谈。他们听见门响，纷纷转过头来，看见赵宇明走进来，连忙要坐起身。
赵宇明快步走到林小江床边，伸手按住他的肩膀，示意他不要起来。目光在他身上仔细地打量了一番，从胳膊上的绷带到脸上的伤痕，从上到下，从头到脚。确认了他只是受了一点轻伤，没有伤筋动骨，更没有生命危险之后，赵宇明紧绷的脸色才有所缓和。他松了一口气，但紧皱的眉头并没有完全舒展。
“好好养伤。”赵宇明的声音很低，低到只有两个人能听见。他拍了拍林小江的肩膀，那一下很轻，轻得像一片落叶，但那里面装着的是一个领导对下属的安慰。然后，他转过身，在其他三名同志床前走了一圈，问了问伤势，又叮嘱了几句“好好休息”“不要担心工作”之类的话。三名同志都表示伤势不重，随时可以归队。赵宇明点了点头，没有再多说什么。
胡敬兵一直站在病房门口，没有进去。他的目光越过赵宇明的肩膀，落在林小江和那些纪委同志身上，看见他们身上的绷带和伤痕，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扎了一下。他几次想走上前去说几句道歉的话，但脚像被钉在了地上，一步也迈不动。他能说什么？对不起？对不起有什么用？人已经被打了，伤已经在那里了，他这个县委书记的脸，也已经丢尽了。
赵宇明走出病房，在走廊里停下脚步。胡敬兵连忙跟上来，站在他面前，低着头，像一个做错了事的孩子。赵宇明看着他，沉默了很久，那沉默像一把钝刀，一刀一刀地割在胡敬兵心上。走廊里的灯很亮，照在两个人身上，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
“你啊——”赵宇明终于开口了，声音里满是失望，那种失望比愤怒更让人难受，“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你。”他摇了摇头，没有再说下去。有些话，说多了反而轻了；有些失望，不需要用语言来表达。
“通知下去——”赵宇明的声音恢复了惯常的冷静，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明天早上九点，在县大礼堂召开全县干部大会。全县科级以上干部，必须全部到会，一个都不能少。谁缺席，谁迟到，谁请假，让他直接来找我。”
胡敬兵像小鸡啄米一样连连点头，声音有些发抖：“好的，赵书记。我马上安排下去，一定通知到每一个人。您放心。”
赵宇明看着他，目光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他没有再说什么，只是轻轻叹了口气，那声叹息很轻，轻到几乎听不见，但那里面装着的，是一个领导干部对一个失职下属的最后一丝惋惜。然后，他转过身，大步朝走廊尽头走去。皮鞋磕在地板上，发出沉稳而有力的声响，像战鼓，像倒计时。杨凌江和官远跟在他身后，谁也没有说话。
胡敬兵站在原地，看着他们的背影消失在走廊尽头，久久没有动。他的拳头攥紧了，指节泛白，又缓缓松开。他的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却一个字也发不出来。
次日，清晨的阳光透过云层洒下来，给这座小城镀上一层薄薄的金色。但没有人有心情欣赏这秋日的美景。明珠县大礼堂门口，从早上八点开始就陆陆续续有人到来。黑色的轿车、灰色的公务车、白色的面包车，停满了门口的停车场。人们三三两两地走进大礼堂，脸上都带着一种说不清的表情——有人严肃，有人茫然，有人交头接耳地打探消息，有人一言不发地低头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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