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四点，送走高育新的车，李明阳站在市委大楼门口，目送那辆黑色轿车消失在街道尽头。初冬的风从巷口灌进来，带着几分寒意，他下意识地拢了拢衣领，转身走回大楼。皮鞋磕在地板上，发出沉稳而孤单的声响。走廊里很安静，工作人员们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忙碌着。
他走进办公室，没有坐下，而是站在窗前，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长长地呼出一口气。然后他转身，正要按下桌上的内部通话按钮，让林小江约姚立华过来坐坐——最近两人的关系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他想趁热打铁再聊一聊——那部私人手机便突兀地响了起来。
铃声在安静的办公室里格外刺耳。他皱了皱眉，走过去拿起手机，目光落在屏幕上——“高明”两个字赫然在目。他的嘴角不由自主地浮起一丝笑意，那是老部下、老朋友、老兄弟来电时才会有的、发自内心的喜悦。他按下接听键，将手机贴在耳边，声音里带着几分调侃，几分亲切，像是回到了当年在滇缅一起并肩作战的日子。
“高明啊——”他靠在办公桌边，姿态放松，“你小子终于想起给我打电话了？是不是滇缅的空气太好，把我这个老板给忘记了？还是说，升了官架子大了，不记得老领导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秒。
那一秒很短，短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李明阳捕捉到了。他的笑容微微僵了一下——高明不是这样沉默的人。那个从纳溪就跟着他、风风火火、说话像机关枪一样的高明，从来不会在他面前沉默。
然后，高明开口了。声音很低，很沉，像一块石头被扔进了深潭，没有激起水花，只有沉闷的回响。
“老板，出事了。”
李明阳脸上的笑容戛然而止。他的身体瞬间绷紧了，像一头嗅到危险的猎豹。他的手握着手机，指节微微泛白。他的目光穿过窗户，落在远处那片灰蒙蒙的天际线上，但什么也没看进去。他的声音变得低沉而急促，像一把刚刚出鞘的刀。
“什么事？”
高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又缓缓地吐出来。他的声音在电话那头颤抖着，像是在努力压制着什么——是愤怒，是焦虑，也是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小军——半个月前被人实名举报贪污受贿。举报信写得很详细，时间、地点、金额、涉案人员，一应俱全，像是有人提前准备好了剧本。”他顿了顿，声音又低了几分，“纪委在他的宿舍里搜出了大量现金，整整齐齐码在行李箱里，上面还有银行的封条，连封条上的日期都对得上。人已经被移交省纪委处理了，现在在留置点，我们进不去，他也出不来。”
李明阳握着手机的手猛地收紧，指节咯咯作响。他的脸色在一瞬间变得铁青，额角的青筋隐隐跳动。他的嘴唇抿成一条线，下颌绷得像一块铁。他没有说话，但那沉默比任何咆哮都更可怕。
方小军，他的第一任秘书。从纳溪到滇缅，从县委办到省纪委专案组，那个年轻人跟着他风里来雨里去，从青涩的大学生成长为独当一面的区长。他聪明，机灵，勤快，嘴严，做事从不拖泥带水，交代的事从来没有办砸过。李明阳看好他，把他从机关带到基层，从基层又带到省城，像打磨一块璞玉一样，一点一点地雕琢他。
两人虽然是上下级关系，但李明阳早已经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兄弟。小军结婚的时候，他是证婚人；小军父亲生病的时候，是他帮忙联系省城的医院；小军提拔区长的时候，他虽然已经离开了滇缅，但还是专门打电话给老同事打了招呼。他压根不相信方小军会贪污受贿。一个跟着他这么多年的人，一个在他眼皮底下成长起来的人，他了解他的为人，了解他的品格，了解他的底线。他的第一反应——不是怀疑，是愤怒。不是愤怒方小军，是愤怒那个在背后捅刀子的人。
“半个月前发生的事，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他的声音很大，大到在办公室里回荡，大到窗外的走廊里都能听见。他的胸膛剧烈起伏着，像一头被激怒的雄狮。他不是对高明发火，是对这整件事发火，是对那种“自己人被打了却不知道”的无力感发火。
电话那头，高明苦笑了一声。那笑声里有苦涩，有自责，也有一种深深的疲惫。
“老板，对不起——”他的声音很低，低得像在自言自语，“我以为……光靠我和老安两个人就能解决。我不想让你操心，不想让你在杜鹃工作那么忙还要分心滇缅的事。老安查了半个月，我也在省纪委内部周旋了半个月，我们以为能把小军捞出来，以为能把事情查清楚。可是——”
他顿了顿，声音变得更加苦涩：“没想到事情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复杂得多。那些举报材料，那些现金，那些证人证言，每一个环节都严丝合缝，像是被人精心设计过的。我们找不到突破口，找不到破绽，甚至连一点有用的线索都挖不出来。但我敢保证——老板，我敢拿脑袋保证——小军绝对是被陷害的。他不是那种人，他做不出那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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