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羽组研究所的行事作风概括起来非常简单：大气、谦和、坚韧、“超强硬”。
在汉字激光照排技术的扩散问题上，希羽组研究所非常开放——他们愿意和一起为有需要的单位提供技术支持，甚至愿意主动为派出人员支付大部分的食宿费用。
于是，在商务洽谈期间的遣词造句上，希羽组的科研秘书们都无一不显得大气、谦和，甚至在我看来显得大手大脚。
但当有人准备上门谈判，企图在价格上获得一些让步时，希羽组会直接电函对方“除非贵单位愿意一次性订购十套甚至五十套以上的设备以获得适当的折扣，否则您看到的价格就是全国统一的价格”。
希羽组的底气很简单：希羽组研究所掌控着全国唯一的汉字激光照排技术的成熟技术路线，同时也是全国唯一的相关技术团队的独家投资方。
在希羽组研究所看来：没了希羽组和受到希羽组支持的王选团队，其他中国人绝无不可能在之后数年甚至十余年的时间里，使用合法手段找到任何实现高速排版的、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解决方案。
当然，乐于出钱打击盗版和假冒伪劣行为的希羽组，也不会为此对其他单位恶语相向，而是乐意接受任何等价且可行的替代方案——包括但不仅限于互换技术、以物易物、人才交流等形式。
于是，即便有一部分采购者觉得希羽组的价格设置得很不合理，大多数采购方也会接受希羽组一开始就给出的、一个经过精确计算后不会引发大规模混乱，更不会让大多数人产生‘山寨’产品想法的价格。
用冯琪诺的话来说，就是“只要我们始终站在制高点上，那么无论如何，一切谈判最终回到一张公平的、一开始就将一切摆在台面的圆桌之上，因为制高点就在那里”。
最终，剩下的人为了不被淘汰，只能按照正常流程购买——蓄意为难他人不是目的，争取足额甚至超额完成既定的规划才是。
在这种情况下，对极个别拒绝接受现实的人，希羽组则选择了完全放任自流。
——游佳烨，1983.11.18】
当调查组追问第一批人“假定国家像对待希羽组研究所一样不做任何强制的外汇提留，如果国家需要你们创汇的话，那么最大的问题在哪？”之后，整个会场陷入沉默。
调查组之外的所有与会者都清楚：“缺乏足够多的、合格的、目前只有希羽组研究所才能培养的科研秘书”以及“对内进行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改革，以期让中科院可以自给自足”这两个都可以作为合适的答案。
但他们没有人说出口。
而调查组追问第二批人紧接着被询问“你们需要的科研设备和科研耗材需要如何才能获取？是否可以自己研发？”时，同样得到的是沉默。
当调查组转向第三批人之中、来自中科院数学所和系统科学研究所的几位学部委员和教授级研究员时，被询问了“曾在你们两个所工作过的彭天木和薛若琳同志，是因为什么原因而抛下在中科院的工作和职务，转而前往希羽组研究所？”的他们仍旧无法作答。
调查组随即对上述情况产生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和高度警觉。
然而，这只是开始。
随着对希羽组研究所的分阶段调查结果被逐步反馈到董钊等中科院调查组成员手中，他们立刻发现问题比他们想象的还要大——
至少有四次针对希羽组的刺杀被完全指向某些学部委员级重要人物，甚至有两次刺杀可以指向此时仍是中科院数学所领导班子，只是目前“希羽组研究所即使在拥有一系列铁证的情况下，仍旧不能完全确定这种更深的指向是否真实”。
于是，在这种高度紧张的环境下，身为数学所所长的华罗庚的原定行程受到了影响——按照原定安排，他本该应美国加州理工学院邀请，于1983年10月赴美作为期一年的讲学活动。但这次行程最后不得不被无限期推迟。
此后，当华罗庚等人仍旧在紧张氛围中坚持科研和教学工作，以及来回讨论改革方案时，日历迎来了10月9日。
这天，夏希羽在比利时又一次遭到刺杀时，董钊等人又从在浦江的希羽组研究所调查组发来的电报之中，获知了“中科院系统的多位学者为表达对希羽组研究所向外发放贷款行为的反对，指使、教唆在海外的公派留学生或海外亲属对夏希羽一行人进行刺杀，且有部分科研人员为刺杀行为提供了资金支持”在内的、更多骇人听闻的真实消息。
因此，随着之前不确定是否真实的指向变得完全确定，包括华罗庚、王元在内的二十多位有高度涉案嫌疑的学者随即连自己的党员身份都变得岌岌可危。
如果说还有什么事比较顺利，那就是两件事：
第一，中科院在这年9月30日正式成立了中国科学院管理干部学院——前身是1978年10月建校的中国科学院党校，后又更名为中科院干部学校和中科院干部进修学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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