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租车驶上了机场高速。
窗外的景色飞速倒退。那片熟悉的城市天际线，那座他奋斗了三年的江城一中慢慢地变成了一个缩影，最后消失在晨雾之中。
杨明宇没有回头。
他知道，这不仅是一次出差，更是一次告别。
告别那个为了几个差生能不能及格而焦头烂额的小老师，告别那个在家长会上为了护犊子跟人拍桌子的班主任。
等他再回来的时候，他带回来的可能就是一个崭新的时代。
到了机场，杨明宇付了钱，多给了司机十块钱。
“不用找了，师傅。您家孩子要是想学好，别让他倒洗脚水，让他多看看书，少玩点游戏。”
说完，他拉着行李箱，留给司机一个潇洒的背影。
司机拿着钱愣了半天，突然猛地一拍大腿：“卧槽！刚才那人……怎么越看越像报纸上那个杨老师？！”
……
2005年的机场，还没有后来那么繁忙和现代化，安检也没那么繁琐，但“要出远门”的仪式感却比后世更重。
那时候坐飞机还是个稀罕事，不少人穿着西装革履，提着公文包，脸上写满了“我是成功人士”的矜持。
杨明宇径直走向了头等舱柜台。
这倒不是他摆阔。虽然他现在身家千万，完全消费得起，但他这么做更多的是为了给自己一种心理暗示。
这次去北京，他不是去汇报工作的下级，不是去乞求认可的基层教师，他是带着成果、带着方案、带着几千万资金支持的“合作者”。
他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来最后梳理一遍自己的思绪。
换登机牌，过安检，进入休息室。
一切流程走完，杨明宇坐在沙发上要了一杯黑咖啡。
他没有像周围的人那样拿着报纸装模作样，而是打开了随身携带的笔记本电脑。
屏幕上，是那份沉甸甸的《“14班模式”实践报告》。
那是他和五十多个孩子熬了三天三夜的心血。
他没有再改动文字，文字已经改无可改。他只是静静地从头到尾又浏览了一遍。
看着看着，他的手指停在了一张图表上。
那是第42页，关于李浩父亲案发前后，李浩的成绩波动与班级心理干预介入的时间轴对比图。
图表上，那条原本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直线坠落的成绩曲线，在“心理干预”和“法律援助”介入的那个红色节点，硬生生地止住了颓势，然后画出了一条漂亮的、倔强的U型反转。
这条曲线比任何华丽的辞藻都有说服力。
杨明宇很清楚，这次去教育部，他面临的挑战是什么。
那些坐在大圆桌后面的专家学者，甚至是司长级别的领导，他们见过的名师比杨明宇吃过的盐都多。什么衡水模式、黄冈密卷、洋思经验……各种花里胡哨的教学法他们早就审美疲劳了。
如果杨明宇只是去汇报“我是怎么让学生考高分的”，那他顶多能获得几句客套的赞赏，然后领个奖状回家，该干嘛干嘛。
因为在国家层面，怎么考高分已经不是痛点了。痛点是——
如何在应试教育的高压下，保住学生作为“人”的完整性？
如何在追求升学率的同时，不牺牲学生的心理健康和社会责任感？
如何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让那一群被贴上“差生”标签的孩子，重新找回眼里的光？
这才是“14班模式”真正的核心竞争力。
他不是来卖“提分秘籍”的，他是来卖“解药”的。
这服解药，专治中国教育的“软骨病”和“焦虑症”。
“先生，可以登机了。”地勤小姐甜美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
杨明宇合上电脑，一口喝干了杯中的咖啡。让他精神一振。
走过长长的廊桥，走进机舱。
随着一阵轰鸣，飞机开始在跑道上滑行，加速，然后猛地抬起机头，冲入云霄。
强烈的推背感传来，心脏仿佛也慢了一拍。
杨明宇透过舷窗向下看去。
原本巨大的城市变成了火柴盒，蜿蜒的长江变成了一条细细的银带。那些让他欢笑、让他流泪、让他奋斗了三年的街道和楼宇，都成了地图上微不足道的斑点。
这种俯瞰的视角让他产生了一种奇妙的抽离感。
上一世，那时候的他站在操场上看着天空飞过的飞机，觉得自己这辈子也就这样了，一眼就能看到头，生命像一口枯井。
而现在，他正坐在万米高空，脚下踩着学生们送的“战靴”，怀里揣着爱人送的“利剑”，电脑里装着改变未来的“兵法”，去往这个国家的权力中心。
命运这东西，真他娘的奇妙。
它能把你踩进泥里，也能把你送上云端。前提是，你得有那股子在泥里也不服输的劲儿。
两个半小时的飞行，杨明宇没有睡觉。
他一直在思考。思考那个他即将面对的“新世界”。
北京，那个古老而又现代的帝都，那是无数精英汇聚的地方，也是无数梦想破碎的地方。那里有最顶尖的资源，也有最复杂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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