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风带着咸腥气穿过半开的窗棂，将书案上的绢布吹得簌簌作响。
陈墨按住那张绘制到一半的舰船龙骨图，手指在榫卯结构的接合处停顿了片刻。油灯的光晕在图纸上摇曳，将他这些日子熬出的眼袋照得愈发明显。门外传来三更的梆子声——这已经是连续第七个在工坊值房里过夜的晚上。
“大人，您该歇息了。”
年轻的学徒端着一碗还冒着热气的黍粥进来，小心翼翼放在案几边缘。这孩子姓郑，是陈墨从将作监数百工匠子弟里亲手挑出来的，眼神里有种对机关之术近乎痴迷的光亮。陈墨摆摆手，目光仍锁定在眼前摊开的另一卷竹简上。
那不是什么造船图样，而是少府藏书阁里取出的《淮南子·天文训》。
“你看这里，”陈墨的手指划过竹简上早已模糊的墨迹，“‘北斗七星，所谓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前汉时就有观星定方位的说法，可如何将这‘齐七政’的法子，用在茫茫大海上？”
郑学徒凑近了看，皱眉道：“海上颠簸，观星仪怕是用不了。咱们在陆上用的浑仪、简仪，到了船上怕是连水都端不平。”
“正是这个难处。”陈墨直起身，揉了揉发酸的脖颈。
窗外，琅琊台方向隐约传来凿木的声响——那是夜班工匠在赶制第三艘楼船的龙骨。自从陛下颁下《开海事略》，整个东海沿岸的造船工坊都已进入一种近乎疯狂的忙碌状态。木材从益州、荆州顺长江而下，桐油从豫州、兖州源源不断运来，而最缺的，始终是时间和能用的法子。
海政院三天前送来密令：陛下要的不是能在近海转悠的船队，而是要能“循星斗而渡鲸波，依辰象而航万里”的真正海舟。这话说得文雅，落到陈墨肩上，就是必须解决的难题——没有可靠的导航手段，再大的船出了海也是瞎子。
“大人，海政院曹主事又派人来催问进度了。”门外传来值守卫士的声音。
陈墨眉头一皱。曹主事曹寅，原是南阳郡的盐铁官，因精于算计被糜竺调入海政院，专司各工坊的物料核销与进度督查。此人做事倒是勤勉，可那股子处处计较、事事催逼的劲头，常让工匠们私下抱怨“比凿榫头还磨人”。
“告诉他，明日辰时，我自会去海政院禀报。”陈墨的声音里透着一丝疲惫，却依然沉稳。
等卫士脚步声远去，他才从案下抽出一只扁平的木匣。打开匣盖，里面整齐排列着十二块打磨光滑的漆木板，每块约手掌大小，边缘刻着细密的刻度。这是他这七天试制的第三版样器——前两版要么太重，要么刻度不准，都在测试时废掉了。
“郑儿，取我的观星笔记来。”
事情要从半月前说起。
那日刘宏亲临琅琊船坞巡视，站在已初具雏形的楼船龙骨前，突然问了个让随行众臣都愣住的问题：“此船若能出海千里，卿等如何知其所处何方？又如何知其将往何处？”
当时在场的将作监官员、水军将领面面相觑。最后还是水军都督赵莽硬着头皮答道：“可循海岸山形，观日月升降，老练舵工自有......”
“若是远离陆地，四顾唯见海天呢？”刘宏打断他，目光扫过众人，“朕翻阅前朝典籍，武帝时遣楼船将军杨仆征东越、南越，舰船曾远至日南郡。然战报中常言‘迷失道’、‘误入歧流’。二百余年过去，我大汉的船，难道还要靠撞运气找方向？”
这话说得重，当场跪倒一片。
陈墨当时也在场，正蹲在龙骨旁检查一处榫接。他直起身，拱手道：“陛下，此事非不能为，只是需时钻研。臣观《周髀算经》有测日影之法，《淮南子》有观星之论，或可化用于海上。”
刘宏的目光落在他身上，停顿了片刻：“陈卿需要多久？”
“三个月。”陈墨说这话时，其实心里没底。
“朕给你两个月。”刘宏的语气不容置疑，“海政院会调拨一切所需人手、物料。八月仲秋之前，朕要看到能在海上用的导航之法——不拘是器物、图册，还是操典。”
天子金口一开，便是军令状。
从那天起，陈墨的值房就再没熄过灯。他将将作监的日常事务托付给两位副手，自己带着精选的二十余名工匠、三名从太史令衙门借调来的星官，一头扎进了这个前所未见的难题里。
最初的思路是改良陆上用的浑仪。但正如郑学徒所说，海上颠簸，那种需要精密调平、缓慢旋转的铜制仪器根本无用武之地。第一次模拟测试时，他们将缩小版的浑仪放在摇板上，结果稍一晃动，窥管就偏离星辰方向，误差大得可笑。
第二次尝试是用悬挂式的“司南”——也就是磁勺。这在陆上指示南北大致可行，但到了海上，船体本身的铁钉、铁构件就会干扰磁性，更别说磁勺在摇晃中根本稳不住。测试那日，陈墨亲眼看着那枚精心打磨的磁勺在木碗里转得像陀螺，最后“啪”地一声裂成两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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