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那些该死的土着！”一个穿红色军服的退役军官把拐杖往地上猛戳，“我早说过该派更多军队去印度，现在倒好，他们断了公司的财路，也断了我们的活路！”他的话音刚落，长厅里突然爆发出一阵骚动，有人开始撕毁手里的股票凭证，纸屑像雪片一样飘落在地板上。
交易所的钟声突然急促地响起，这是恐慌时才会敲响的信号。巴林看见自己的侄子脸色惨白地跑过来，手里的报纸还在发抖：“叔父，利物浦勋爵的内阁刚刚宣布，暂停东印度公司的股息发放……还有，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这周又少了五十万英镑！”
巴林只觉得天旋地转。他想起上周在俱乐部里，财政大臣范西塔特还拍着胸脯说，印度的收入足够支撑对俄战争的补贴，可现在，不仅东印度公司的股票成了废纸，连政府发行的战争债券都开始被抛售。一个穿黑色大衣的犹太人正拉着几个荷兰商人嘀咕，说要把手里的英国资产换成阿姆斯特丹的汇票。
“快看！南海公司的股票也在跌！”有人指着墙上的数字大喊。恐慌像瘟疫一样蔓延开来，原本与东印度公司无关的铁路股票、运河债券都被卷入漩涡，经纪人的喊价声变成了绝望的嘶吼。一个年轻的书记员突然瘫坐在椅子上，他上个月刚用全部积蓄买了东印度公司的股票，此刻眼里已经没了神采。
傍晚时分，巴林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出交易所。街对面的咖啡馆里，几个穿貂皮大衣的贵族正围着一份报纸争论，他听见有人说，国王已经下令召见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可谁都知道，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寒风吹过泰晤士河，带着潮湿的水汽，他抬头望见圣保罗大教堂的圆顶在暮色中沉默着，像一个巨大的惊叹号，悬在这座摇摇欲坠的帝国上空。
第二天清晨，当交易所的大门再次打开时，地上的纸屑已经被清扫干净，但长厅里的人少的十个指头都数的过来。那些曾经挤满人的交易台前，只剩下几个面无表情的经纪人，用粉笔在墙上写下更低的数字。而在遥远的开普敦，一艘妈祖军炮舰正缓缓驶离港口，舰桥上的军官望着岸边升起的妈祖军旗帜。
法国巴黎，法国已经在俄国战败。
反法联军兵分三路，其中布吕歇尔率领的普鲁士-俄国军团（西里西亚军团）和 Schwarzenberg 率领的奥-俄-普联军（主力军团）是主要力量，目标直指巴黎。
1814年1月，巴黎的冬夜漫长而冰冷。
塞纳河早已结冰，河面如铁，映着微弱的月光，像一条沉睡的巨兽横卧在城市中央。街上的行人稀少，连平日里最热闹的圣日耳曼大街也显得空荡而萧条。店铺早早关了门，窗缝里透出的烛光微弱而摇曳，仿佛随时都会被寒风吹灭。
而在巴黎市中心的杜乐丽宫内，灯火却比往日更加通明。不是因为节庆，也不是因为宴会，而是因为——战争已经打到了家门口。
自去年10月的莱比锡战役——“民族之战”后，拿破仑的大军几乎全军覆没。那是一场欧洲诸国倾尽全力的围剿，俄国、普鲁士、奥地利与英国组成的第六次反法同盟，集结了超过四十万大军，向法兰西帝国发动了总攻。
而现在，1814年的1月，联军已经攻入法国境内，兵分三路，如三把尖刀，直指法国的心脏——巴黎。
拿破仑此时已不再拥有当年横扫欧洲的百万雄师。
他的军队，是拼凑出来的——几万久经沙场的老兵，和大量仓促征召的新兵，甚至还有不少未成年的孩子，拿着比他们人还高的步枪，站在队伍里发抖。法国愿意为拿破仑而战的最后十万人，正在集结。
他知道，正面决战已无可能。他只能依靠自己最擅长的战术：机动、快速、出其不意。
拿破仑的目标很明确：守住巴黎，拖住联军，争取时间，尽可能地杀伤敌人，以空间换生机，争取让联军内部出现裂隙，或者逼迫他们坐回谈判桌。
杜乐丽宫，拿破仑的临时指挥部里，气氛凝重得几乎令人窒息。
壁炉里的火焰熊熊燃烧，却驱散不了屋内的寒意。地图铺满了整张大桌，上面插满了红色的小旗——那是联军的位置。每一刻，都有新的情报送进来，标明某个小镇被占领，某条道路被切断，某个要塞失守。
拿破仑身穿军装，站在地图前，眉头紧锁，手指在巴黎周边的几条道路上轻轻敲击，像是在敲打敌人的头骨。
他的面容比以往更加消瘦，眼窝深陷，眼角布满血丝，那双曾经令整个欧洲战栗的锐利眼睛，如今布满了疲惫与焦虑。
“陛下，布吕歇尔军团已经逼近特鲁瓦，预计三天内将抵达枫丹白露。”一位军官低声汇报。
“敌人的主力呢？”拿破仑头也不回地问。
“他们正从南面压向巴黎，预计一周内可抵达巴黎近郊。”另一名参谋回答，“联军计划合围，目标明确——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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