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4年的伦敦总是雾气蒙蒙，其实不是雾，是烟——来自无数工厂烟囱、煤矿高炉和烧煤取暖的千家万户，日夜不停地喷吐着浓烟，把整座城市笼罩在一片压抑的灰黑之中。街道上泥泞不堪，马粪与煤渣混在一起，被行人和马车反复踩踏，形成一种刺鼻而黏腻的气味，钻进每一个角落，也钻进每一个穷人的肺里。
这是一个繁荣与贫困并存的时代，是一个帝国扩张与人民挣扎并存的时代。
在距离伦敦不远的诺森伯兰郡，寒风如刀，刺骨的冷意渗入每一寸土地。在一处深藏地下的煤矿入口，几个瘦小的身影正佝偻着背，等待下井的指令。
他们不是大人，甚至不是少年——他们是孩子，最小的不过六七岁，最大的也不过十一二岁。
他们穿着破旧单薄的衣服，赤着脚或踩着早已磨破的木鞋，脸上脏得看不出原本的模样，只有一双眼睛，大得惊人，透着不属于这个年龄的疲惫与麻木。
“快走，别磨蹭！”监工挥舞着皮鞭，冲着他们低吼，“今天矿道塌了一截，你们钻进去，把碎石扒出来，多挖一筐，就多给一口饭吃！”
这些孩子，是矿工家庭的孩子。他们的父亲、兄弟，大多也在矿井里卖命，有的永远没能上来。
而家里没有壮年男人能下井挣钱的，就只能靠这些孩子。
“妈妈病了，弟弟还小……我得下去。”一个约莫九岁的男孩低声说，攥紧了手中的矿灯，那灯是用破旧的铁罐和玻璃片自制的，灯光微弱得像风中残烛。
他爬进狭窄的矿道，身后是几十个同样瘦小的身影。他们将在黑暗、潮湿、缺氧的地下，一待就是十几个小时，用稚嫩的手，一镐一镐地刨出煤炭——这座帝国工业的血液，也是他们苦难生活的根源。
而在地面上的矿工村里，妇女们挤在破旧的木屋里，一边照顾生病的老人和孩子，一边为地下的亲人祈祷。她们的丈夫、儿子、兄弟，可能今天还能上来，也可能永远留在那片黑暗之中。
伦敦东区，一条窄巷里挤满了低矮的房屋，屋顶上的烟囱冒着黑烟，屋内的炉火微弱，几乎无法驱散寒意。
一个中年男人站在门口，手里攥着一张纸——那是税单。
“济贫税、窗户税、盐税、煤税，战争税，现在还要再加地税……”他喃喃念着，眉头紧锁，“这他妈连窗户都要收钱？我们连窗户纸都补不上！”
他的妻子坐在屋内，正用一块发黑的布擦拭着桌上的几个破盘子。他们的孩子，一个七岁，一个五岁，瘦得皮包骨头，坐在角落里啃着一块发硬的黑面包，那面包里掺了大量的麸皮，甚至还有碎木屑。
“爸爸，我饿。”五岁的孩子抬头看着他，声音微弱。
男人咬紧牙关，把税单揉成一团，狠狠砸在地上。
“我明天去码头扛货，再找点零工。”他低声说，“你们再撑一撑，撑到开春，说不定……”
可他心里清楚，开春也不会好起来。
因为英国正在打仗。
为了对抗拿破仑，为了维持庞大的海外殖民帝国，为了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为了那些贵族商人的利益，这个国家在疯狂地压榨它的人民。
税收层层加码，物价飞涨，面包贵得像黄金，煤炭贵得像白银，而工人的工资，却几乎十年没变。
他们用尽了国力，一边在海外扩张，一边在欧洲大陆与法军厮杀，而代价，却是国内千千万万普通劳动者的血汗与生命。
英国是世界上最先诞生中产阶级的国家。
那是工业革命的奇迹，是蒸汽机与纺织厂的产物，是铁路与股票市场的奇迹。无数普通人通过投资、创业、经商，积累了一定的财富，成为社会的新阶层——他们不是贵族，却也不再是赤贫的工人，他们是商人、工厂主、银行职员、小店主，是这个国家“繁荣”的象征。
可现在，他们中的许多人，一夜之间，跌入了贫困的深渊。
因为东印度公司的股价崩盘了。
这家曾被誉为“帝国支柱”的公司，垄断着印度的贸易，掌控着东南亚的航线，是英国资本市场的中流砥柱。无数中产阶级家庭，将毕生的积蓄投入其中，盼望着分红与升值。
然而，1813年前后，随着战争开支的加剧、殖民地管理的混乱、以及内部腐败的曝光，东印度公司的股票开始暴跌。
一场股灾席卷了整个伦敦金融市场。
股价一泻千里，无数中产阶级家庭的积蓄化为乌有。有人破产，有人自杀，有人变卖家产，有人沦落街头。
曾经体面的商人，如今在码头扛货；曾经穿着礼服出入咖啡馆的银行职员，如今在街边叫卖火柴；曾经的“绅士阶层”，如今连孩子的面包都买不起。
愤怒，在蔓延。
街头巷尾，人们低声议论着，眼神里充满了愤怒与绝望。
“贵族要打仗，因为他们靠战争赚钱，而我们流血，我们挨饿！”一个码头工人对着同伴怒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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