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些将领眼中，军户不如牲畜，毫无尊严可言，每年都有大批人不堪折磨而逃亡。
这些逃亡者既无身份，也无户籍，渐渐沦为流民，被社会抛弃，只能投靠各地豪强地主求生。
而那些地主最乐于接纳此类无根无籍、无知无识的黑户，视作无偿劳力，争相收容，蓄为己用。
军户日渐凋零，流民与隐匿户籍者却不断增长，导致赋税收入逐渐萎缩，人口登记也愈发混乱无序。
皇帝既已下令废除卫所制度，将所有将领贬为庶民，并对军队进行了全面整编，便觉得这类事务无需再行奏报。
未曾料到，即便无人上奏，皇帝仍洞悉局势，还特意降下诏令，准许许显纯全权处理此事。这道旨意让他心中振奋不已。
得此授权后，许显纯立刻会同王三善与孙传庭商议对策，迅速派遣人员奔赴各地卫所宣读圣旨。
孙传庭为官虽仅三年，却并非不谙世事之人。他对官场中根深蒂固的贪腐习气早已心知肚明。
在他看来，皇帝的处置尚显宽仁，那些只知敛财、荒废军务的武官本应处以极刑，借此震慑四方，立下警戒之例。
但他职位不高，纵为右布政使，实权有限，无法直接向皇帝进言。
于是他主动向王三善请命，愿亲赴前线办理此案。不为别的，只为不负皇帝的信任，亦要践行自己的志向。
短短一年间，他由七品知县跃升至二品大员，连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议。政绩平平，未曾立过大功，为何能得陛下如此器重？
朝中议论纷纷，皆言当今皇帝用人不拘一格，不论出身、不论资历，甚至不究过往品行，唯凭一纸诏书委以重任。
而那些被提拔之人，如今个个身居要职，深受倚重，其才干也在实际任上逐步显现，确有能力担当所授之责。
孙传庭不禁暗想：“莫非陛下真有识人之明，能一眼看透人的潜能？”
怀揣这一念头，他率领锦衣卫与随行官员离开太原城，直指宣大边境的卫所驻地。
他无意证明什么，但既然皇帝能注意到他曾是个默默无闻的基层官员，那他就必须全力以赴，以行动回报这份知遇之恩。
不到十日，他便彻底完成皇帝交付的任务，效率之高，令巡抚王三善震惊不已。
毕竟抄没他人产业之事，往往阻力重重，比夺人性命更难推行。
可孙传庭竟能如此干脆利落地办妥，实在令人刮目相待。
当晋商与卫所军官的家产被清查完毕、数目呈报上来时，王三善感慨道：“国库要有余粮了。”
朝廷在山西掀起的风波，迅速传到了宣府与大同两地将领的耳中。
他们听闻那位长期供奉钱财的靠山竟被彻底铲除，内心顿时不安起来。毕竟，各自的账本上早已涂满了见不得光的痕迹。
商贾之流尽数落网尚可接受，连卫所编制都被裁撤，军官们还得掏银子赎命，这风向实在令人胆寒。
下一个会不会轮到自己？
消息刚一传来，一些胆小者当即悄悄返家，收拾细软，暗中盘算逃亡之路。
另一些人虽未惊慌失措，却也迅速派出亲信，分别赶往京师与太原，务必要探明真相。
与此同时，各路将领纷纷召回分散在外的私兵与家丁，集结于营寨之内，既备逃遁，亦备对抗。
边镇将士在焦虑中熬过两日，尚未收到确切情报，却已得知总督陈奇谕抵达大同府。
此人来得太过及时，几乎与风声同步，怎不令人心生疑虑？倘若他是奉旨查办，步步紧逼，该如何应对？可若就此起事，又觉时机未至，风险难测。
最终，众人只得强作镇定，怀着七上八下的心情前往拜见。
实则他们并无反心，更无底气。
此举牵连极广，一旦举旗，便是灭族之罪，非走投无路者不敢轻动。
明末军制虽积弊重重，却也有其维系之道。
纵观整个朝代，无论国势如何衰败，战事如何溃乱，君主如何昏庸，朝政如何腐败，始终未有边将公然举兵叛乱。
原因在于兵权并不独掌于武将之手。巡抚、总督等文官掌控大局，军队调动必须持有兵部正式文书。
将领所能依赖的，不过是一支豢养于私宅的家丁队伍。正因如此，他们的忠诚往往只限于自身利益。
普通士兵连饭都吃不饱，还要承受层层盘剥。在这些将领眼中，士卒不过是榨取油水的工具。
只要家中亲兵精锐成军，朝廷便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这些人确是战场上的主力。
而中枢对此，默认纵容——只要你不动刀造反，不打出反旗，其余皆可容忍。
正因如此，明代边将既无胆量，也无能力真正起事。
但长期放任，却催生出一种割据心态。尤以辽东为甚，李成梁之事便是前车之鉴，加之地域混乱，极易滋生野心。
至于九边其余各镇，情况稍好，尚未达到辽东那般失控的程度。大多数将领不过是贪财惜命之徒，只求自保，不愿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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