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逆弑君之徒,人人该杀,臣亦支持陛下严惩不贷。”
“然那些并未参与其事的无辜之人,陛下何以也要株连诛戮?”
“纵使部分勋贵平日横行乡里,霸占民田,肆意妄为,其罪亦不足以至灭族。惩治之可也,但不必赶尽杀绝。”
“可陛下如今以谋逆之名,将整个勋贵集团尽数铲除,此举必将尽失天下人心。”
“况且,诸多勋臣持有先帝所赐免死铁券,陛下如此行事,岂非令祖宗蒙羞?朝廷信义何存?”
“翻阅史册,即便是唐末大乱之时,乃至蒙元入主中原之际,亦多优待士大夫与地方豪绅。”
“陛下今日之举,或可快意一时,却恐为我大明江山埋下祸根,终将酿成不可收拾之大患。”
面对两位尚书大臣苦口婆心的劝谏,朱由校亦耐心回应,温言相待。
但他深知,观念之变革,非一日之功所能达成。
尤其是华夏的文人士大夫,他们极为守旧,大多固执己见,自视甚高,懂得变通者实属凤毛麟角。
比如在清末民初之际,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传入,所遭遇的抵制与压制可谓空前剧烈。
而这一切的根源,正是出自他们之手。他们不愿变革,只因变革会动摇其既得利益。
因此面对接连不断的劝谏与质问,朱由校并未动怒或烦忧。
若能晓之以理、说服他们,自然最好;若不能,他也不强求。
他是皇帝,只要于国事有利,他自有决断之权。
只要军权牢牢掌握在手,对于文官与地主豪绅结成的政治集团,他毫无畏惧与顾虑。
这些人顶多联合起来搞一场所谓的“民变”或“起事”,不过如此,即便打烂重来也无妨。他占据大义名分,正可顺势整肃清理。
果然不出所料,程国祥是个极其执拗的老臣,任凭朱由校反复开导解释,他仍坚持认为皇帝手段过于酷烈,应当收敛。
“那些叛贼逆臣的心思,朕要来又有何用?”
“我大明有数千万黎民,他们算得了什么?难道他们就能代表天下百姓?”
“程卿,书本上的道理,读读即可,不必过分拘泥,应顺应时势而变革,而非死守旧规、停滞不前。”
“今日他们胆敢勾结聚众,图谋弑君犯上,朕若不用强硬手段震慑,明日岂不是真要兵临宫门了?”
“即便如此,依臣之见,陛下此举终究非圣主明君之道。一味杀戮,并不能根除弊病。”
“陛下当与群臣同心协力,励精图治,善用文武百官,共图中兴大明,重振盛世气象。”
“臣从未听闻,太平盛世是靠杀人建成的。望陛下纳臣一言,及早罢手,此刻回头尚且不迟。”
见他依旧固执己见,朱由校也懒得再多费唇舌。
“程卿身为户部尚书,对我大明赋税钱粮、收支状况最为清楚。朕便以此为题,问你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问题。”
“臣洗耳恭听!”
朱由校略作沉吟后问道:
“万历四十八年时,我大明国库银两、太仓存粮,以及全年收支总额各是多少?”
他未料到皇帝竟会问得如此具体,但既然开口,就必须作答,更何况这些数据他早已熟记于心。
“万历四十八年结算之后,国库存银共计五十八万三千四百两,太仓存粮为米二百二十余万石,麦三十四万石。”
“全年赋税收入,将宝钞、通宝及各项杂色折银合计,总计四百六十三万五千八百两。”
“若再加上辽饷征收的四百余万两,实际总收入应在九百余万两之数。”
程国祥此人,或许别处平平,但在理财核算方面却极为精通。
更何况他素以清廉节俭着称,近乎吝啬,否则朱由校也不会委任他担任户部尚书一职。
“程卿果然不负我大明栋梁之名。那再来说说去年的赋税收入、支出情况,以及结余几何。”
程国祥刚欲回话,话到嘴边忽觉蹊跷,心思一转,立刻明白了皇帝设问的用意。
原来皇帝是要以今昔对比,揭示变化。
去年的表面收入虽增长有限,却另有巨额额外进账;而支出方面,则明显大幅缩减。
例如对边镇军饷与粮草的拨付,尤以辽东地区为甚,开支至少减少了三成。
再如工部往年常请支的款项——打造兵器、治理河道、修缮道路、加固长城等项目,今年所请已削减过半。
至于额外收入,自然源于去年皇帝大规模抄没所得。
虽主要归入内库,但户部也从中分得不少余利。
还有不少琐碎繁杂的支出,也都大幅削减,如此一来开源节流并举,户部库藏顿时宽裕了不少。
若非去年战事连绵不断,军资耗费巨大,去年所余之银两,定然远胜往年。
这若是搁在数年之前,朝廷哪里负担得起如此频繁的大规模用兵?既北征漠南,又平定西南,哪一件不是耗资巨万?
须知西南土司叛乱的声势,丝毫不逊于当年杨应龙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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